什麼因素影響網路時代政府形象

A. 影響電子政務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隨著我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不斷深入和發展，智慧政務在履行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應急職能方面作用愈發重要，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地位日益凸顯，尤其是國家提出網路強國戰略以來，加快智慧政務發展已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為此，我國要深化智慧政務改革，不斷適應新形勢，謀劃新思路，提出新理念，構建新模式，發掘新途徑，滿足新需求，打造新常態。

一、工程導向到問題導向

智慧政務發展容易陷入誤區：以工程建設為導向，認為簡化審批、加快建設一大批信息化系統，就能較好地提高政府履職能力。這種以工程為導向的建設模式，不能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突出重點，增強智慧政務建設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當下，智慧政務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建立以需求為主導的建設機制。以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需求為目標，切實提高政府履職能力為出發點，合理規劃智慧政務建設項目，有效提高社會管理和公眾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的時效性、規范性和權威性。

二、分散建設到集約化建設

長期以來，智慧政務建設中缺乏頂層設計，分散、低水平、重復投資現象普遍存在。據統計，「十二五」期間，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地市級、區縣級設有獨立機房的部門平均比例分別為70%、32%、22%;省級、地市級、區縣級政府網站分散建設的比例分別平均為78%、32%、30%。智慧政務基礎設施建設分散狀況嚴重，粗放式的建設模式沒有得到根本遏制，給業務系統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帶來各種困難。因此，亟需切實加強智慧政務規劃、建設、運營的統籌協調，加快實現從粗放式、低效能的分散建設，向集約化、高績效的協同發展轉變，從部門獨立建設、自成體系，向跨部門跨區域的業務協同和信息共享轉變。

三、政府獨導到社會共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參與「治理」的主體包括了各類權力部門、公共部門，以及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他們在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過程中是平等關系。「社會治理」彌補了「社會管理」內涵的局限，使社會治理體製得以創新和拓展。智慧政務是社會治理模式的信息化反映，智慧政務建設模式要始終適用於、服務於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動和演化。

1、規范社會共建機制，打造以政府主導為一體，企業和社會廣泛參與為兩翼的社會共治模式。

2、規范監督和保障機制，規范參與方的權、責、利。

3、鼓勵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加快形成統一有效的購買服務平台和機制，釐清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明確政府購買的服務種類、性質和內容，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加快促進政府獨導到社會共治模式的轉變。

四、由數據割據到數據開放共享

據統計，政府擁有社會信息資源總量的80%之多，但有關部門調研的38個部委涉及的80個專網里，實現橫向交互的比例尚不及0.1%。這對數據尷尬刻畫了目前政府數據共享面臨的數據壁壘日益加重之窘境：政務業務數據成指數量級增長，但由於各業務系統技術標准、開發環境、系統架構等存在巨大差異，客觀上對政府部門數據共享造成了技術屏障。大數據時代，要徹底消除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羈絆，

1、開放數據。要盡快規劃政府數據開放的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推進開放數據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

2、落實數據共享機制，明確數據共享的權、責、利，根據「一數一源」原則保證數據的真實性、鮮活性、權威性。

3、加快制定應用規范和技術標准，藉助信息技術和手段打通各異構業務系統。

五、數據支撐到輔助領導決策

從發展歷程看，中國智慧政務經歷了辦公自動化、系列「金字」工程、政府上網到「三網一庫」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智慧政務的發展，社會保障、社會治安、電子口岸、社會信用、食品和葯品監管、應急指揮、智能交通、環境保護、安全監管等重點信息系統項目不斷展開研究、設計、立項和建設工作。這些信息系統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部門內部辦公、管理和協調，但如何有效整合利用有關業務系統和各部門的相關信息資源，完善綜合分析、統籌協調和督促檢查等業務應用系統，為領導決策指揮提供全面、准確、及時的信息服務，在大數據時代已日顯迫切。當下，這些信息系統需要通過整合智慧政務網路，以提高應用水平、發揮系統效能為重點，深化智慧政務應用，推動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信息共享、業務協同和資源整合，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智慧政務輔助領導決策體系，提高政府宏觀管理與科學決策能力，加速推進我國政府信息化輔助決策的進程。

六、履行政府職能轉向提供公共服務

長期以來，智慧政務建設主要是從政府內部需求角度推進的，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方便監管，對民眾需求的考慮顯然不夠。《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智慧政務建設，打造社會保障、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基礎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政務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不斷創新優化完善公共服務，不斷將公共服務電子化，使智慧政務由流程規范化自動化，提高服務效率，轉變為有效為社會公眾提供最終交付品，為公眾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滿足公眾的個性化需求，有效提高服務效能和水平。

七、傳統模式到新興形態

作為新興技術，物聯網、雲計算、智慧城市和大數據潛在的價值逐漸得到挖掘，關注度不斷得以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大力推進國家智慧政務建設，推動物聯網關鍵技術研發和在重點領域的應用示範，加強雲計算服務平台建設;《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指出，利用多種技術手段相結合的智慧政務公共服務體系。工信部在2013年已完成「十二五」規劃的中期評估並進行了適當的調整，目前針對雲計算的「十三五」規劃也已經啟動。未來發展中，智慧政務應繼續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發展的重要支撐，藉助物聯網、雲計算、智慧城市和大數據等新技術進一步擴展政務信息來源，構建異構信息資源整合方式，提高政務信息化資源利用效能，深化業務應用，擴大服務范圍，提升服務質量。

八、核心技術設備國產化

目前我國的信息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體系逐漸完善，但是整體來看，國產設備佔有率低，核心設備差距明顯，潛在的戰略風險、數據泄漏風險和情報監控風險，嚴重威脅著信息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棱鏡門」事件之後，信息安全被提升到了重要高度，「去IOE」成為多個領域的共識。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智慧政務設備國產化的帷幕正式全面拉開，國產晶元、操作系統、資料庫、中間件等基礎信息技術攻關有望加速，應用牽引、平台重構、分階段實施的國產化新思路將全面鋪開。
金鵬信息智慧政務軟體

B. 影響電子政務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

1、各自為政、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難以共享

電子政務現行建設和管理體制導致信息系統的規劃、建設、運行維護各自為政，缺乏統籌規劃和組織協調，部門之間相互封閉，信息化建設和信息資源擁有情況互不熟悉，資金和設備比較分散，

信息溝通和管理協調難度增大，形成了網路上的「縱強橫弱」和不同程度的「信息孤島」，資源浪費嚴重，信息共享程度低，導致整合范圍廣，整合難度大。

2、辦公自動化和應用系統建設水平有待提高

當前電子政務應用處於個別政務流程信息化階段，流程整合和服務創新剛剛起步，政府部門之間協同辦公的程度較低。對業務管理系統和網路應用有迫切的需要，但多數政務部門的信息中心獨自成功開發具有較高適用性和易用性的業務應用系統的能力有限。

3、信息安全保障體系不健全

電子政務安全保障體系建設處於起步階段，各級各部門信息網路安全保障措施大不相同。個別應用系統建設和使用比較好的已經應用網路安全系統，防火牆、入侵檢測設備、殺毒軟體基本齊備，

而有的連基本的防病毒軟體都沒有安裝。大多數沒有綜合實施CA認證、數據備份、防火牆等三種以上安全保障措施，也沒有制訂相應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4、缺乏電子政務專門人才，機構職能有待強化

專業的電子政務方面的人才缺乏、分散，公務員計算機整體水平偏低。目前，普遍缺乏專業的電子政務方面的人才，尤其是缺少具有信息技術和行政管理經驗的通才。由於待遇相對不高，吸引力有限，人才存量不足，流失嚴重，遠不能滿足各部門對信息技術和電子政務方面的人才的需求。

5、信息資源未能實現共享和共用

部門業務系統的各種數據的格式不同，平台不同，信息交換渠道不暢，信息資源無法共享，可重復利用度低。

C. 網路時代政府的形象要怎樣維護

1.政府官員要增強形象意識，樹立公共權力意識，預防損害政府形象事件的發生。政府官員的行為不僅僅代表著個人，更重要的是代表著政府，甚至代表著黨和國家的形象，因而政府官員首先應該必須重視自身形象的樹立。

2.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樹立透明政府形象。網路時代，網路往往成為謠言的集散地。在每一次的因謠言而形成的政府形象危機事件中，製造謠言者固然可恨，但是事後反思就能明白，我們的政府正是那個無意間促成謠言得以散布的幕後黑手。

D. 網路為政府公共關系帶來哪些影響

新媒體環境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機公關存在的問題：1.危機公關主體媒體素養較差。近年來，社會中出現了大量有悖常理、對人民群眾情感與理性造成極大沖擊的公共危機，在此類公共事件中，政府都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事實上，雖然互聯網輿論有能力成為公權力機關改善自身的重要動力，但若是每當出現公共危機時，政府都不能夠體現出其在擁有龐大資源下應體現的功能，那麼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仍將出現。2.缺乏科學合理的危機應對手段。目前，在公共危機預警、處理、評估機制的建構上，各地政府需給予充分重視，避免陷於被動地位。《突發事件應對法》為地方政府解決與應對突發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因為危機管理體系尚未得到完善與優化，危機預警與應急制度也難以滿足危機公關的需要，地方政府仍存在危機應急反應慢，各部門相互分離，區域之間、單位之間缺乏合作等問題。3.部分單位濫用公共權力。針對部分單位濫用公共權力問題，通過新媒體來曝光是一個很好的監督途徑，避免了在傳統監督制度下舉報人信息暴露招致報復的風險。4.信息流通不暢。新媒體的出現拉近了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交流，同時也滋生了民眾需求與政府供給不配套的問題。受多種因素的相互影響，這些問題將會導致政府內部信息傳播緩慢、滯後，一旦危機事件爆發，甚至會損害公眾的利益、破壞政府公信力、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對策：1.提高地方政府危機公關水平。增強危機公關意識，提升新媒體使用能力。在處理公共危機的過程中，各級政府應積極面對，採取完善的應急措施，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來發布澄清信息，還可以將各個官方微博聯合起來發布信息，提高信息發布的權威性，及時安撫公眾情緒，促進危機事件的有效解決。2.加強與公眾的溝通。當前，有關各方在重視互聯網輿論的同時，也應該探索建立一個非互聯網的、對各方觀點更具包容性的溝通平台。更應該在法律框架內讓更多的互聯網意見領袖參與到行政決策過程中，建立起一個更為和諧、能夠包容各方意見的互聯網協商機制，有效舒緩過於緊張的互聯網輿論氛圍。網民還應該明白，毫無根據的造謠、謾罵並不會使事態往好的方向發展，只會在宣洩情緒後損毀自己的形象。要構建政府公信力，就應該重點解決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雖然互聯網輿論場的凈化是一項需要長時間努力的系統工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唯有真誠而務實地行動，才能夠使現狀改變。而政府在理念與實務上的改革，更與各方未來在互聯網輿論中扮演的角色及作用有深刻聯系。3.構建新媒體語境下的高效率公共信息平台。網路時代，政府必須提高在政策制定、政策落實、行政等方面上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群眾的意願訴求來開展宣政、問政等工作，維護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與政府的良好形象，避免在出現公共危機事件時，由於相關部門准備工作不充分，而使政府陷於被動的局面，導致危機事件惡化。要對網路輿論的監管與操作體系進行創新與調整，使其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在開展管理工作過程中，要保證有關信息的公開性。
根據危機不同階段構建地方政府公共危機公關應對機制：一是在危機潛伏階段建立輿情預警與收集機制。地方政府應該通過各種數據來把握好互聯網輿情走向，分析互聯網輿情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相關決策者提供更客觀、科學的建議。二是在危機初顯階段建立信息公開機制。信息公開不僅僅是政治倫理上應盡的義務，更是法理上應承擔的責任。要健全現有新聞發言人制度，第一時間發布與事件有關的新聞與政府的應對措施，避免社會出現恐慌情緒。要依法保護互聯網謠言事件中的受害人，並對加害人（即謠言信息源頭）從嚴從重打擊，為網民建立誠信仁愛的互聯網輿論觀念。三是在危機發生階段建立輿情引導機制。在公共危機爆發之後，政府應該對公共危機中的互聯網輿論尤其是自媒體輿論給予高度重視，收集和回應民意，回應互聯網民意、客觀公布事件信息，舒緩乃至消除公眾的恐慌情緒。同時，在應對公共危機的過程中，各級政府在鞏固對於傳統媒體的掌握時，也要加強與新媒體的合作，對能夠翔實迅速發布事件新聞的媒體進行褒獎，並力求通過各種手段保證媒體的科學性、客觀性，而不僅僅是通過消極地封鎖信息、刪除網帖、禁止媒體報道來控制事態。要盡量避免群體性事件暴力化、非理性化，避免刺激參與者已經極其敏感的神經，以理性冷靜的姿態理解群眾訴求。培養意見領袖，在危機輿情出現時，意見領袖將幫助政府引導互聯網輿情，營造理性、客觀的輿論氛圍。四是在危機消退期建立輿情處理機制。當公眾對政府的處置或行政行為表示質疑時，地方政府必須根據法律流程開展調查，並在不影響調查的前提下全程公開信息。還應該按照法律法規，對事件中的受害人進行定損賠償，並協助他們進行各項安置工作。對相關責任人從嚴從重處理，責令責任人所在單位限期整改，將地方政府的風險分攤到各個部門身上。

E. 政府如何應對網路輿論危機

謝金林網路輿論危機是網路社會政府經常遭遇的一種危機，它對政府能力體系可能造成致命的傷害，也可能為政府與公眾之間良性互動提供新的契機。如何對其進行治理，將是網路時代政府治理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新時期政府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一、作為新形式危機的政府網路輿論危機的本質及其特點 政府網路輿論危機是網路社會政府經常遭遇的一種新形式危機，其實質是公關危機，挑戰的是政府公信力與執政地位。在信息以光速傳播的網路社會里，政府的某一個成員或某一個組織的任何一項不恰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都可能引發出眾多的帶有明顯傾向的一邊倒的負面輿論，將政府置於公眾輿論的風口浪尖，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公信力。第一，網路社會信息「無限制過濾」切斷了不同經驗之間的對話，使得正面輿論與負面輿論的交鋒過程中，負面輿論常常輕而易舉地壓倒正面輿論，因而以訛傳訛現象極易發生。網路技術的運用，賦予聽眾極大的自主選擇權利，每個人不僅可以在信息超市中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量身定製」信息，而且可以自由、即時地參與事件的討論，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當網路給我們提供了大量信息的同時，又像魔術師的障眼布一樣，限制了我們的視界，隔斷了不同經驗之間的共享與對話。一方面是便捷的四通八達的信息傳播，一方面是理性商談、經驗分享如此之困難，給我們呈現出一幅難以理解的吊詭的境象。在這個吊詭的世界裡，真相在公眾之間難以被澄清，而某些負面因素常常被隨意放大。有關政府的負面輿論總是比正面輿論更容易激起聽眾的響應，大量的非理性的發泄性言論由產生。 第二，網路輿論「群體集化」現象使負面輿論極端化，加劇了負面輿論一邊倒的傾向。所謂「群體集化」指的是，「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後，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前進，最後形成極端的觀點」。網路社區不是一個統一的社區，而是由分化成不穩定的互相抵制的小團體所組成的。在小團體之內雖然有著高度的認同感，但團體之間彼此抵制。「信息過濾」使不同經驗之間缺少商談機制，而網路意見表達不是多數決定少數，而是少數意見領袖支配多數。所以，負面輿論出現之後，少數的意見領袖總是能夠通過煽動性的言論將輿論往極端的方向推進。而對於公眾而言，從眾心理使他們更容易接受這些煽動性的一邊倒的言論，負面輿論不斷積聚，關於事件的輿論就因此而被定格。第三，網路信息傳播的「虛擬串通」使得負面輿論隨時都可以在大范圍內出現一邊倒的可能。網路這種超時空的信息鏈接，使得任何信息，不管其是真是假，只要達到引爆點，就有可能以燎原野火之勢迅速在網路之中蔓延。負面輿論也是如此，當其出現在網路上吸引了一部分網民的注意，馬上就可能通過BBS、博客、跟貼、網路聊天等形式迅速傳播。傳播的面越廣，信息的真實性就越沒有人去質疑；最後哪怕是謠言，在網路之中也被認為是真實。與其相反的輿論則會慢慢地在這個信息自由市場中被驅逐出去，整個網路世界中只能聽到一種聲音。 第四，網路社會權力「去中心化」使政府難以控制輿論的方向。網路社會里，政黨與政府不再是信息權力的惟一擁有者，信息主導權被分散，以至於沒有誰可以成為固定的意見領袖。誰是信息的主體，誰就擁有了權力，誰就是意見的領袖，這就是網路權力的規則。傳統的政府權力不斷被稀釋，政府權威也不斷受到挑戰，甚至是沆瀣一氣的小團體也可以通過極端的網路暴力，蔑視並攻擊政府應有的權威。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民主執政能力比較薄弱，回應能力不強，新聞發言人制度不完善，甚至在錯誤的政績觀指導之下，為了所謂的地方政府形象，在危機事件發生的時候，採取極不明智的壓制信息傳播的手段。這種狀況不僅不利於政府及時處理輿論，反而只能加劇負面輿論的傳播，甚至導致小道消息廣為流傳，嚴重損害政府應有形象，使政府在負面輿論的漩渦之中難以自拔。政府網路輿論危機既不同於一般公共事件危機，又不同於其他媒介中的輿論危機，它具有獨特的個性：（1）爆發的瞬時性。網路信息是以光速傳遞的，再加上網路輿論常受到「群體集化」機制的影響，在極短的時間里，關於事件的輿論可能就走上極端化的道路，將整個輿論發展方向定格下來，形成輿論危機。（2）影響范圍的廣闊性。網路傳播信息的空間遠遠超過報紙、電視等媒介，互聯網上每個結點間彼此有著無數通道相互鏈接。這種信息串聯機制使有關政府某一事件的負面輿論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傳遍世界任何一個網路所能夠延伸到的角落。（3）難以預測性。網路相比其它媒介更具有平民性、無序性，網路的物理結構使得任何人要控制它都極其困難，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網路匿名也使網民可以放棄現實生活中的顧慮隨意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網路輿論將會朝哪個方向發展？誰會是意見的領袖？誰能左右輿論？這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4）後果嚴重性。輿論雖然只是意見的表達，甚至有時僅僅是公眾的情緒的反應；但是，民主政府必須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礎之上，公眾輿論不僅涉及到政府形象，而且會導致合法性危機，甚至使政府喪失執政地位。所以，政府輿論危機相比公共事件危機而言危害會更大。 二、輿論危機是一柄雙刃劍 危機確實可能帶來極大的損害，但是危機並不僅僅意味著災難，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危機可能導致嚴重的損失後果；如果處理得及時，處理方法科學，可能也會出現新的發展機會，政府輿論危機也是如此。一方面，它使政府面臨極大的輿論壓力，嚴重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使政府整個執政能力體系受到嚴重的削弱；另一方面，它又給政府與公眾之間對話和政府自身反省創造了機會。如果處理及時、科學，變被動為主動，通過議題的重新設置，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展開理性的對話，就可以加深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相理解，在新的高度上重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合作與信任關系。首先，任何信息只要傳播到網路上，不管其是真是假，總是由一部分「進入基準低」的人相信，然後「進入基準高」的人也受從眾效應的支配，跟著信其為真。由於網路信息這種串聯功能，一旦某種有關政府負面的輿論在網路上出現以後，很快便出現爆炸效應，政府形象很快就會被妖魔化。 其次，政府網路輿論危機損毀政府公信力，從整體上削弱政府的執政能力。當公民感覺政府所追求的價值觀與他們的價值觀念相一致時，他們才會從內心接受政府的政策，並真正與政府形成一個共同體，為政府所倡導的目標而共同奮斗。同樣，因為政府所追求的價值與公民價值趨同，公民才能感覺政府真正代表了他們的利益要求，對政府才有真正的信任。一旦政府陷入網路輿論危機，就會導致廣大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如果政府公信力受到質疑，公眾與政府之間對抗情緒就會大增，政府也就難以整合社會不同力量推行既定的政策。即使強制推行了，行政成本也會極高，甚至導致公眾與政府之間的沖突。第三，政府網路輿論危機又可以帶來政府與公眾關系發展的新契機，為良好的公共領域形成提供了發展的機會。當輿論危機爆發之時，大量公眾都捲入到政治事務評論之中。無論其態度如何，懷著對事件的關注心態，希望政府能夠對事件作出積極的回應。這種參與的激情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真誠交流打開了一個缺口，也為拉近政府與公民之間日益疏遠的距離創造了契機。只要政府態度是明智的，就有可能利用其網路資源的優勢，及時對事件作出反應，在特殊時刻開啟真誠的對話，重新設置輿論的議題，及時改變輿論發展的方向。這樣，不僅可以稀釋危機效應，把危機所帶來的損害控制在小范圍之內，而且還可以通過真誠的對話起到教化公民的作用；在新的基礎上重塑政府形象，重構政府與公民的相互依賴與相互信任關系，使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在一個新高度上得到更好的發展。三、政府網路輿論危機治理原則 第一，責任原則。勇於承擔責任，這是政府在面對網路輿論危機時，特別是輿論危機剛爆發時的首要原則。政府如果不能勇於承擔責任，甚至採取迴避的態度，就會使媒體和公眾都覺得有必要將事件真相調查清楚。這種對事件本身的好奇會使各種信息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將更多的公眾吸引到事件的評論之中。相反，如果政府首先將責任承擔下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公眾相信政府本身是真誠的，會負責地解決問題。那麼，一些非理性的言論可以明顯減少，就能給不斷升溫的事件迅速降溫，減政府的壓力，也為政府重新設置議題，平衡輿論創造了良好條件。急於說明事件的真相，或者先自我辯解的策略並非可取。因為如果這樣，公眾追究責任的強烈願望不能得到平息，甚至會覺得政府是刻意要掩蓋事件真相，找替罪羊以平息事態。由此否定性的批評可能會由此迅速增多，使政府在輿論泥潭中越陷越深。所以，承擔責任是政府面對網路輿論的首要策略。第二、信息公開原則。網路社會信息傳播是多途徑的便捷的，壓制信息傳播在技術上根本就難以做到，封鎖消息的做法不僅是愚蠢的，其結果也往往是事與願違，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為復雜。人們可能會按照自己有關事件的片面消息對事件進行解說，這就等於為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版本的輿論提供了條件。關於事件的不同版本的解說在網路之中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之後，最後會很快地朝向極端的方向發展，這時要再控制輿論已經不再可能了。負面輿論出現之時，政府惟一的選擇只有真誠公布信息，滿足並維護公眾的知情權。為了防止網路以訛傳訛現象的擴展，防止小道消息四處流傳，及早化解公眾不滿情緒，政府在事件之初就應當公開信息，將事件的真相、歷史淵源、處理辦法及早公之與眾，為引導輿論發展方向，化解危機創造良好條件。 第三、真誠對話原則。面對一邊倒的負面輿論的壓力，比較明智的選擇就是重構政府與公眾、媒體對話的新機制，通過真誠的對話以獲取共識，重建媒體與公眾的理解與認同。網路信息傳播的群體集化效應的解決只有通過真誠的對話，使不同的意見與建議都能得到平等的表達，不同經驗之間互相分享，這樣才能使事件的真相被公眾所了解，才可能在公眾之間達成對事件的共識。第四、積極爭奪話語權，重新設置輿論議題原則。當輿論危機爆發之時，負面輿論大多是非理性，而且媒體的報道也只是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而對事件進行片面的放大，整個輿論也就被設定了方向，快速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如果只是對其作出回應，而不能重新設置議題，化解危機的所有工作都會處於被動之中。化被動為主動的惟一辦法就是積極爭奪輿論的話語權，重新設置議題。相比公眾而言，政府在網路資源的佔有上具有絕對的優勢，如果積極利用主流網路爭奪話語權，就能在危機爆發之時，通過公開信息重建對話的結構，把事情原原本本公之與眾，將公眾對事情的泄憤轉變為對事件的本質及其解決之道的理性思考。這樣，輿論方向才可以朝積極的一面發展，輿論危機才能化解。 第五、日常預警原則。政府輿論危機的本質是政府形象的危機。危機爆發與政府公信力、政府形象有著密切的關系。政府公信力越低，在公眾之中形象越差，特殊事件引發輿論危機的可能性就更大。對於政府而言，加快電子政務建設的步伐，充分利用政府網站的平台，及時了解民情，掌握公眾價值觀念的動態，及時發現政府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及時根據公眾要求調整服務方式，滿足公眾的要求，這對於提高政府公信力，塑造政府形象是極其必要的。政府形象的「毀」與「譽」也絕非一時之結果。只有未雨綢繆，在危機沒有爆發之時，及時全面掌握各種輿論動向，並疏導負面輿論，強化正面輿論對政府形象的作用，即使特殊事件引發出負面輿論，政府也可以通過積極有效的策略，迅速擺脫其危害，防止輿論危機蔓延。

F. 結合實際談談你網上政務大廳對於政府效率和行政職能的影響

摘要 ~ ~~ 論電子政務對政府行政效率的影響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政務的重要性也逐漸被人們所認識。電子政務通過促進政府的職能轉變、改變政府的組織結構對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對電子政務的應用現狀和影響行政效率的因素等的認識來論述電子政務對政府行政效率的影響。 關鍵詞：電子政務；行政效率；信息；電子政務應用；影響因素；影響 任何時代的政府，無論其實際效率的高低，其追求高效率的願望總是客觀存在的。信息時代的政府也不例外。電子政務意味著高效、開放的政府憑借計算機等高新技術在安全可靠的網路平台上全方位地開展政務活動，電子政務的應用，有利於整合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提升政府形象和公務員的現代化管理理念和科技素質，更為重要的是對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 電子政務、行政效率的內涵 （一） 電子政務的內涵 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政務」一詞的含義有兩層：一是指「關於政治方面的事務」，二是指「國家的管理工作」。 [1]

G. 網路時代政府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5G時代新媒體應用下政府治理的機遇

（ 一）政府決策智能化高效化

在決策管理模式層面， 5G技術使得政府決策轉變為「政府-媒體」協商模式。在決策執行過程方面，智能化新媒體可對決策議程全方位感知，對推動政府理性決策、拓寬公民政治 表達渠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決策成效評估層面，個體網路行為大數據能及時轉化為評估材料。

（二）公共服務個性化多元化

政府作為管理者利用政務APP以及移動互聯網泛在化的特點，將政務信息精準送達到個體手中。人工智慧的應用場景將進一步豐富，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機器人的應用將成為常態，個性化多元化的服務流程將節約辦事成本的同時提高辦事精準度。

（三）社會治理數據化精準化

社會治理是指通過相關機構科學採集信息，整合數據，改善決策，解決社會問題，提升社會管理能力。新媒體對個體進行了賦權，使得知情權和表達權得到保障。政府同樣可以合理利用新媒體進行數據搜集和整合，創新社會治理的手段，提升社會管理能力。

（四）輿論引導及時化靈活化

新媒體增加了網路社會中的意見領袖的聲音，並成為影響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甚至引導著整個網路輿情走勢。另一方面，焦點事件發生後，新媒體可將網民的注意力迅速聚焦於焦點事件上，形成輿情聚合。政府可以用更加靈活的方式塑造公共文化，培育理性網路空間。

（五）形象建構互動化常態化

與時俱進的話語體系對政府形象傳播扮演重要角色。以社會事件為例，新媒體在事件的潛伏階段發揮著預警作用，加快事件的傳播速度，擴大事件的傳播范圍，保證社會公眾的知情權， 5G帶來融合傳播縱深發展，將推動政府形象傳播實現全方位、廣角度和多層次。

叄

5G時代新媒體應用對政府治理的挑戰

（ 一）傳播主體日趨多樣化，網路素養參差不齊

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地位差異，網民代表了社會中某些重要的群體但並不是所有階層，政府治理在收集網路信息的同時，要注意網路屬性的參差不齊，5G時代確保網民素養均衡化發展，縮小網路鴻溝，是政府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二）傳播內容富媒體化，監管難度進一步加大

不可忽視的是網民網路信息行為正在構成網路空間的數據，而這種數據是基於多樣化的個體採用富媒體化的形式進行生產的，對於治理者而言，內容的監管難度加大，這將引起治理方式的變化，亟需從政府主導轉變為政府與社會協同共治的數據管理模式。

（三）傳播媒介融合化，跨屏多屏沉浸傳播

5G時代沉浸傳播將成為主要形態，媒介依賴下新型「容器人」將會誕生，現有的以平面信息和人際傳播為主的內容監管審核機制和信息過濾技術，將難以滿足5G時代立體信息傳播的審核需求。基於新技術特點既要應對網路安全威脅，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及早調整策略。

（四）受傳者更加個性化，主流媒體日漸式微

「網路化個人主義」的誕生，零散小量的個性化需求越來越被關注。從網路關系強弱來看，基於移動化的媒體屬於弱聯系傳播，弱連接意味著信任感不足，這對傳統政府信息的發布、傳播、管理帶來不可觸達或者不可接受的風險。

（五）傳播效果演算法化，信息繭房效應加劇

5G時代，網路內容可直接用來考察傳播效果，平台運用數據來了解用戶需求、優化內容生產、評估和預測傳播效果、 提升廣告收益等，卻加速了信息繭房效應，將會導致用戶接受 信息的迴音室效應增強，個人隱私面臨風險，這對政府治理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

肆

5G時代新媒體應用下政府治理的調試

在新媒體形態變遷的環境下，治理調試可從以下方面展開。政策方面，對我國網路內容治理與監管的頂層設計與實現路徑，提出互聯網治理的對策思考，比如制定清晰的互聯網戰略、健全法律法規、改進監管方式等。平台層面，互聯網平台在網路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治理過程中應該加強網路平台運營的監管，提出網路內容平台治理的規制優化策略及風險預測預警體系。比較層面，需研究發達國家網路內容治理體系與監管模式，在政策解讀、治理模式、治理手段上進行全方位的探討，結合本土特色，面向國際社會，多元渠道推動新時代網路社會的治理。

H. 如何改善網路民意對政府制定政策的影響

一、網路民意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積極影響
當今互聯網逐步作為採集民情的一種途徑。希瑟·薩維尼曾說過，互聯網是信息傳播的一種途徑，同樣更是民主進程改革的有利武器。公眾通過互聯網發達民意的辦法逐漸成為趨勢，這種形式可以摒棄現實中存在的階層觀念，使人們在虛擬的互聯網世界中不分年齡、不分階層，暢所欲言，這樣更加有益於公眾參與公共決策。同時，公眾輿論可以為政策決議提供參考，有助於政府的制定和實施。
互聯網民眾輿論是社會輿論的一種形式，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實時快速的對政治活動、公共事件進行關注和討論，因此互聯網民意在當今社會對各種政治社會問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政府決策起著積極的作用。具體作用可分為如下幾點：
（1）分放決策權，保證公共決策公正
「重大的事情必須讓廣大人民群眾知道，重大的問題必須經過廣大人民群眾的討論」。政府擬定政策時，為了保證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可適當將決策權力轉交給民眾，通過媒體途徑，根據民眾輿論導向來確定決策是否滿足民眾需求。
（2）富集多種民意信息，改善公共危機
公共危機指的是一些突發的危機性事件，通常相對而言比較大的公共危機不僅具有緊急性，同時還有信息不完整、不一致、非正規化傳遞等多種特性。這些特性給傳統媒體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信息的完整採集和規律性獲取在應對公共危機時都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所謂的小道消息則屢屢皆是，這樣就會形成很多不真實的傳言和報道。而互聯網則可以作用民意採集的平台，同時通過該平台提供實時的公共危機的詳細信息也有利於民心的穩定，而且也可以很好的遏制謠言的傳播。
（3）提高平等觀念，完善公共事務督促體制
互聯網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虛擬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人們沒有年齡之分，沒有貴賤之分，沒有等級之分，這種輕松自由的氛圍為每一個人都提供了平等自由的發言機會。同時，互聯網縮小了地域性，不同區域的人都可以進行實時的互動，互聯網的這些特性使得公眾可以實時便捷的監督公共事務的發展趨勢，同時每個人都能平等的參與到政策決議中。
（4）心聲多元化傳遞，保障不同階層的利益
民意是以「立國、治國」為根本，促進可持續化發展的有力能量。同時，民意是整個歷史發展長河中民眾發揮主導作用的凝聚體現，表達了民眾維護自身權利的根本訴求。民意表現出的多元化特性是不同民意的體現形式，也是各階級不同需求的體現形式。
（5）共享決策信息，促進議程進度
社會公共問題曾十分嚴重的被政府所壟斷，公眾不具備參與公共政策決議的權利，而且所謂社會公共問題的確定也只有政府能夠決定。而互聯網的開發性實現了信息的共享，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平台自由平等的發表言論，同時，公民通過各種互聯網技術可以實現人們之間對於公共事務的交流，這種開放性的互動式平台打破了政府對於社會公共問題決議的壟斷性，公民的參與不僅可以優化政策議題，同時還可以促進公共政策的議程進度。
（6）開展公共領域開發，完善政治環境
互聯網不僅為人們生活帶來了很多的便捷，同時，也對當前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實現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便捷途徑。
、二網路民意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消極影響
所有事均存在多面性。因為互聯網本身具有匿名性、無障礙性以及虛擬性之類的缺點，網路民意一方面展現出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消極作用。
首先，網路民意存在關於代表性的問題。網路民意最顯著的特點是，它所具有的表徵特徵不能涵蓋方方面面。因為現實中科技、經濟這些制約因素的存在，讓網路民意發聲代表人群產生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就年齡層面看，到2014年6月為止，20至29歲區間內人群為發聲總體的最大組成部分，占總體30.7%。而50歲以上人群僅有5.3%。以上數據表明上網民眾主體年齡分布具有嚴重的不均衡現象。而就分布區域來說，上網民眾主體的區域性結構也發生較為明顯的失衡，上網民眾的主要分布情況與城市化和區域發展狀況存在較為明顯的關聯，城鄉及東西部之間的分布狀況不同。「利益的權威性分配」的目標對象是全體人民群眾，就普遍層面來說，其包括所有公民的權益，可是就以上數字來看，上網主體民眾分布的失衡並不能適應目標對象廣泛性的需求，所以網路民意並不具有普適性，它與實際民意間有一定的差異。
其次，在互聯網中，信息的真實性難以確定，匿名性質一方面為網民提供言論上自由，另一方面也使互聯網成為謠言滋生的平台。互聯網之所以成為謠言蔓延擴散的主要陣地，是因為在互聯網中，信息的擴散是及其自由的，缺少障礙的存在，同時信息源和資源的出口具有多樣性。曾經有人表示，互聯網中，網路病毒之外，最恐怖的武器正是謠言的流傳擴散。民眾在面對數量龐大、優劣不一的新聞及資源時，如果沒有變成真假方法，在海量的信息中，常常變得茫然無錯，這也進一步導致他們的分辨能力易被過強的感性思維或具有教唆煽動性的話語所影響，一時的沖動和感性情緒會取代正確的邏輯判斷，從而使真正的民意被「偽民意」所取代，如果這一點被心懷不軌真者加以利用，會嚴重威脅的社會的正常秩序，影響我國良好的發展勢頭。此外，在互聯網文化中，缺少依據、不管真實狀況的滿嘴亂言、胡說八道也是屢見不鮮。曲解自身所聽所看之言，扭曲事實之事也常有發生。作為網民，需要從實際出發，以事實為依據，出言有據，說自己說的話負責。可是一大部分網友缺乏這種認識和概念，僅憑自己的主觀想法肆意亂說，巧言胡語，更有甚者，不了解事實狀況就確信地傳播著他們堅定為「事實」的謠言。而對自身話語會產成何種社會反映以及後果完全不顧。即使被實際情況證明所說言論是錯誤的，仍然毫無悔改之意，更不用說去自我檢討，認識和改正自身錯誤。一些掩藏真實情況的的政治言論，乃至那些居心叵測的對政府、對黨、對國家誣陷、謾罵的話語，如果通過互聯網被大范圍擴散，會讓謠言四起，迷惑群眾的認識，影響公共輿論傾向。倘若在這個時候官方仍然不去對事實作出解釋，而任謠言肆虐，這種置之不理的態度會造謠言影響政府公信力，造成人民群眾的恐慌心理，打破社會的各個方面穩定發展的環境。
釋放各種不良情緒的情況。另一個層面是一些學者發現互聯網具有很多不同的搜索工具，一些個性化的設置讓互聯網一方面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因為一些技術，如屏蔽技術的使用導致人們之間交流有被隔絕的風險。此外，我國現有的互聯網文化依舊缺乏積極向上的環境，互聯網中存在很多低俗文化。互聯網給予了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的自由發表自身言論，可是須多人依舊不會使用這種權利。一方面網路民意對言論自由具有顯著的良好影響，另一方面它在不知不覺中增加了民眾思維的不理性，使整體民意在表述過程中更加不理性，最明顯的是顯示出民眾缺乏理性的感性思維。倘若對民眾的表述空間不加以制約，極易導致很多盲目性的活動和行動，如抗議等。互聯網文化的不和諧，最明顯地反映在互聯網的語言暴力。很多話語以監督為名，對反對自己觀念的人斥責辱罵，不容不同意見，乃至惡言相譏，常常用傻子相諷，或用窮矮搓相擊。諷刺辱罵等等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
通過對於以上網路民意的不良作用的討論，能夠發現其對公共政策也存在很大的負面作用。因為上網民眾主體分布的不均衡，使民意無法真正的作為人民群眾的心中所想。並且如果被小部分居心叵測者加以利用，會導致互聯網上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被大肆煽動蠱惑，這樣的民意也不是人民群眾的真實想法，而僅僅是為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務。並且在數字化世界中，信息數量太過龐大，政府能否在確保不重復的情況下從大量數據信息中得到有效的信息，得到不同民意的分布，並且為大部分人的權益服務，都有待進一步探索以排除干擾。
網路民意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
具體到涉及大眾利益的法律制定中，一定要關注如何讓網路民意發揮作用從而實現其進入到決策層面，此外還要認識到它在制定這些條款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地位。那麼，它在實現的過程中也要注意以下問題：
相關法律內容進入到決策層面時應當注意到社會大眾的意願以及在這方面的社會效應； 在設計的過程中倡導一點，即應當及時地同社會大眾溝通，如開設聽證會等。 網路民意在這些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巨大推動力主要表現為：
（1）.網路民意有利於公共政策制定民主化
這是能夠有效地體現大眾意願的行政方式之一，同時也是當前行政部門出台法律條款的一大基礎。這就意味著行政部門必須要將社會各界的意願充分調動起來，並且在出台過程之中協調民眾的想法和要求。因為這些條款的設定是基於社會人士之平等地位而建立的，並藉助交流、互動、商定等方式得以實現的。畢竟，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因此每個人的意願都具有各種差異性，那麼，能否將這些差異協調好從而傳達出群眾的想法是一大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行政部門必然要藉助多與民眾交流、多同社會各界建立友好關系，從而促進不同獨立群體能夠有效地為相關規章制度的出台貢獻力量。
（2）.網路民意有利於公共政策制定科學化
相關規章制度設計倡導的是進一步實現政策更大化地反映民意。同平面媒體相比，藉助網路平台開展的媒介活動就在數據傳播、速度化、受眾多等方面具有優勢。互聯網上體現出來的民眾意願可以更好地為行政部門建言獻策，並且在海量信息中獲得最有利於大眾共同權益的方法，從而更好地確保了相關法律條款出台的有效性。所以，互聯網上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發揮了群眾的智慧，繼而更好地發展行政部門規劃設計的水平。
（3）. 民意表達有利於公共政策制定更加完善
政府部門設定的法律條款規定能不能取得良好的社會影響力，這一評判標準是民眾的反映。新型的公民藉助網路表達自己的訴求，不但說明群眾是其主體構成，也說明群眾是社會活動參與的主體。因此，在相關規章制度的實踐過程中，這一類人群完全能夠將直觀的體會藉助互聯網進行傳播。而且，眾多的行政部門也開始藉助互聯網這一平台來加強同民眾的溝通。基於互聯網為平台的這種對話使得行政部門直接同群眾交流，從而更加直觀地了解了民眾的要求，而這也成為判斷相關規章制度實施好壞的重要標准。如：早在2007年，兩會通過媒介開通的反饋方式，其實就是集中化的一種體現。

I. 政府網路形象主要由哪些內容

政府形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政府組織系統在行動中所產生的客觀的總體效應；二是社會公眾對政府組織系統總體客觀效應進行評價時所產生出來的綜合印象。

政府形象可以直接反映政府的行政理念、風范和能力，是政府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條件，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和水平。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社會步入網路時代，網路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的信息傳播狀態，而這又對政府形象產生著重大影響。如何在網路時代更好地維護政府形象，最大限度地修復已經受損的形象，這是現代政府需要重視的現實課題。

J.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什麼新挑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事實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與工業時代的傳統政府治理習慣以部門為中心來解決問題、各部門獨立辦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須與大數據、時效性等緊密結合。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
政府治理對象的雙重性
個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網民，組織既是實體的也可能是虛擬的，社會形態隨之分化為現實社會和網路社會。
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利用大數據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關聯處理，能夠准確識別個人、組織、社群的行為特性和活動規律。政府作為「權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體，可以制定並實施「量身定製」的公共政策，從而實現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伴隨著互聯網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過互聯網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需要運用視頻訪談、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等新的網路渠道與民眾直接溝通，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互聯網重構了個人、組織、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顛覆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給政府治理帶來了無法迴避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時效性
互聯網擴大了政府治理的邊界，要求政府對公眾需求作出即時或瞬時回應。互聯網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按照7×24×365（7個工作日、24小時、一年365天）的時間維度運行，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表達訴求和期待，甚至可以發泄不滿和抗議。他們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布於網路。那些可能讓公眾感同身受的信息，依託互聯網傳播的放大效應引發強烈的社會共鳴，從而要求政府部門及時作出回應。如果政府部門仍然墨守繁文縟節、久拖不決等陳規，或者抱有「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最終就有可能導致事態的演變超出各方當事人的預期。
復雜性
互聯網的普及喚醒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相應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比如在個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對應的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2015年3月發布的《2014年度消費者個人信息網路安全報告》，約三分之二的受訪消費者在過去一年裡曾遭遇過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竊取。對此，受訪消費者普遍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相關責任。
信息不對稱性
海量數據催生了信息冗餘，信息冗餘並不意味著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處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往往也就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資源去篩選和處理各類數據，以甄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條件變數和約束變數。
隨機因素干擾
政府治理面臨的隨機因素不斷增加，放大了治理機制缺失的弊端，進而嚴重影響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權威性。互聯網所構建的開放環境一般是在「匿名」狀態下運行的，其本身無法排除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實信息，這使得政府治理面臨著很多隨機因素。如果不能及時澄清並清除這些隨機因素，很可能會釀成事端。
身份認同危機
近年來，中國的數字鴻溝一直呈擴大趨勢。中國城鄉間、地區間等的數字鴻溝，正逐步表現為寬頻鴻溝、應用鴻溝、技能鴻溝以及知識鴻溝，以至其所可能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會嚴重影響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從而使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可逆轉的「馬太效應」，影響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新思維——三個「必須認識到」
首先，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的平台。互聯網就如同一個政策對話場和治理論壇，人們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為政府提供了聽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國政府網開設的「我向總理說句話」的常設窗口，從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過12萬條網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議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據和民意基礎。
其次，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多中心的、具有自組織功能的社會化網路。多中心特性就意味著無論是言論還是權威都帶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須建立在整個社會話語和共識的基礎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須與多中心密切互動。同時，行為當事人的話語往往更加能夠引發社會共鳴和共振，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協商治理和闡釋治理等多元趨向。
最後，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所及之處就是治理所及之處。隨著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應用，網路幾乎覆蓋了物理世界的各個角落，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基本上描繪了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幅全息圖。
互聯網的出現，促進了公眾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斷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面向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轉型正在逐步展開。人們往往認為，互聯網所帶來的未知因素遠遠多於已知因素，而實際上，互聯網真正帶來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無窮可能性。我們既不能將現實社會的治理困境和尷尬歸咎於互聯網，也不能對互聯網所「賦予」的效率抱以幻想，畢竟互聯網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對象。
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永無止境。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