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合规解读

Ⅰ 2019年全国两会关于网络信息安全提案分析与解读

众所周知，网络已经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也许就在此时，你刚刚刷完朋友圈，正在用电脑或者手机浏览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在享受网络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却也往往忽视了网络对我们的威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安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两会期间，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CEO严望佳女士给出了以下三个方面提案：

2018年全国两会提案汇总
2018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 (全文) 2018两会 教育改革 2018两会 房产税 两会2018 医疗改革就医 2018两会 中国要干这60件大事 2018两会 房价趋势 两会2018 事业单位改革 2018两会 养老金上调涨工资 个税改革 2018两会 教师工资
一、信息安全——保证电子政务云有效实施

有两个词语在近些年频频被提及，那就是云计算和大数据。在各行各业，云计算和大数据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云的推广与应用，也为电子政务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电子政务云的建设关键点便是信息安全是否能够有效得到保证。我国现在电子政务云面临的问题有三，首先是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健全;其次是虚拟化及多租户的安全威胁;最后是应用与数据集中带来的威胁。

法律方面，没有相关法规管理就会导致有许多隐患的存在;技术方面，云计算又和传统IT有不小的区别，我国发展的并不完善，在接口平台环境都资源方面仍处在一个欠缺的状态;而云计算和大数据将资源集中整合之后带来的风险也会对安全造成威胁。总之这几方面对电子政务云的管理、产品、技术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建立完整的一套标准，从上到下规划好每一步，避免数据的泄露。同时政府应多鼓励引导厂商和企业的合作，建立良好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成的安全体系，从内到外保证信息安全的可靠性。对于云厂商而言，还应该从自身出发，加强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从最根本出发，解决安全隐患。

二、自主改变——安全信息掌控在手

我国的安全信息化产业正在迅速发展，产品体系也正在逐步完善，向着集成系统化发展。随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的开放，产品生命周期短，安全泄露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在使用的芯片，操作系统，软件等产品，核心内容还是掌握在外资手中，因为政治，市场等原因，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国家再不对安全系统加以重视，没有完善的系统制度，那么就无法有效的防范供应链风险，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完善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但如果审查内容还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也会有威胁存在。所以要进行全方位审查，才能保证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如果每一个供应商都能够向网络安全审查备案机构提供供应链上下游环节的情况，整个供应链就能够做到一环一环的透明化清晰，通过透明达到掌握和可控。划分详细的关键基础设施、敏感部门、政府机构范围;建立详细的透明供应链登记名录;在关键基础设施、敏感部门、政府机构中规范采购行为，通过上述三点的操作全面贯彻下去，相信可以有效的控制在供应链环节对于信息安全的可控性。

三、明确领导——推动安全信息体系可靠发展

我国目前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大多是在等保、分保制度基础上，满足合规性即可，也不注重以效果为导向，导致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还停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层次。如果整体行业在低等级中循环往复，那么安全保障能力肯定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这时就需要国家站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体系来打破这种长期不变的体系。

首席信息安全官职位的设立是为了更细化分工，从更专业和明确责任的角度来对安全体系负责。而在关键基础设施、敏感部门、政府机构等推行首席信息安全官制度是希望基于用户的视角起到一个引导推动的作用，促进厂商的发展，使我国的安全产业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然实行这个制度还需要对任职人员进行严格的考核，以保证首席信息安全官的专业性。

总而言之，建立一个全面的网络安全体系，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各种网络安全制度的建立以及行业的整合，可以确保所有人的用户权利得到保障。 ;

Ⅱ 想 学数 据安全法，哪里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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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台的《数据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与业已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不同，《数据安全法》更强调数据本身的安全。而较之尚未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主要关注数据宏观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安全。
生效之后，《数据安全法》将与《网络安全法》以及正在立法进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一起，全面构筑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其中，数据分级分类、加强核心数据治理、“数字鸿沟”、加强对向境外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数据的监管、相应处罚力度的增加都是值得关注的要点与亮点。
撰文 | 吴昕、吕海洋
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自2020年6月28日以来，《数据安全法》已经历三次审议与修改，确定将于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法案原文见参考链接）。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进入数据爆炸时代，数据在社会发展、民众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持续爆出的数据安全事件一直令各国政府和民众堪忧。
2018年4月，扎克伯格因Facebook泄漏8700万人数据，并将其用于美国总统大选，出席美国参众两院听证会；就在本周四，刚刚传出欧盟隐私监管机构因亚马逊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而决议对亚马逊进行4.25亿美元处罚的消息。
数据安全与合规、经济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博弈与冲突日益被置于媒体与舆论的风头浪尖。世界各国政府也相继出台数据保护法律法规。
欧盟于2016年审议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并于2018年正式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律。以“属人”“属地”“保护性管辖”和“国际公法”等多个管辖原则相结合，被认为是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令。美国也在2018年出台《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
2016年11月，我国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并于次年6月正式施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我国在国际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2020年，我国先后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相关文件，明确将数据列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并强调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提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网络安全法》强调网络系统的安全，《数据安全法》强调数据本身的安全，而较之尚未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主要关注数据宏观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安全。生效之后，本法也将与《网络安全法》以及正在立法进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一起，全面构筑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一 解读法规要点、亮点
“为了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制定本法。”《数据安全法》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表明立法目的。
本法共七章五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安全与发展、数据安全制度、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法律责任等。
1、总则部分区分了“数据”和“信息”的概念，规定《数据安全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非电子形式对信息的记录。
接着，新法规定了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支持措施，以及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实施大数据战略，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培育数据交易市场等。
2、为有效应对境内外数据安全风险，法律要求建立数据安全制度。这一章也构成了本法的一大亮点。
首先，包括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确定重要数据保护目录。做好数据安全需要做很多事情，需要针对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个环节进行数据安全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防护等，也需要用到权限管控、数据脱敏、数据加密、审计溯源等多种技术手段。
只有做好了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才能做好的后续的数据安全建设。国家将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不仅是数据安全治理的第一步，也是瞄准了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痛点和难点。
《数据安全法》特别强调，“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对“重要数据”实施重点保护。
例如，对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并根据情况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数字鸿沟问题。近年来，随着公共服务数字化，老年人、残疾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的问题逐渐浮现。在草案基础上，《数据安全法》在“数据安全与发展”一章新增条款关注老年人、残疾人“数字鸿沟”问题：
“国家支持开发利用数据提升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的需求，避免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3、加强对向境外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的数据的监管。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例如，第三十六条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
新法案扩大了向境外提供数据的监管适用情形。即只要中国境外的司法或者执法机构要求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的数据，均适用本条的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封堵境外机构的“长臂管辖”。
4、政务数据在数字化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农业），本法也就政务数据开发利用作出明确指示。
比如，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保障措施，建立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机制，利用数据安全运营，提升数据服务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效果。
5、相比《网络安全法》，本法规定了更为广泛的域外司法管辖范围（“属地”加“保护性管辖”的管辖原则，符合数字时代数据发展的客观情况），并将更为多样的数据种类和数据活动纳入其管辖范围内。
对组织和个人规定了一系列开展数据活动时需遵守的义务。较之草案，违反义务的处罚力度也提升了。法律后果，包括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取缔以及吊销业务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等在内的处罚，且或将同时承担其他适用的刑事、行政及民事责任。
例如，本法新增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二 解读法规对行业的影响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数据产业持续野蛮生长，然而由于市场发展速度快于法律。一直以来，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加工、应用和流通等环节都处在无法可依的无序发展状态。
《数据安全法》的推出，为国内的数据应用行业和整个市场提供了新的行为准则，也设立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从法律角度促进了数据应用和交易规范化，也加强了全社会对数据安全防护的重视。
数据应用规范化。《数据安全法》为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划定了数据应用的边界。在数据收集、管理、应用方面，做到合规、合法将成为企业运营数据业务的新门槛。
规范数据应用，既约束了数据的非法采集和滥用，又保护了数据提供方和普通民众的信息，让数据真正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血液。以数据开放、数据保护、数据流动等为基础的数据规则或将构建并逐步完善，不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例如，数据分级制度有利于让数据公司放开手脚，明确“红线”。政府有关部门从源头上明确哪些数据属于重点保护，绝对不可触及；而其它数据可以有条件或者免费向公众开放。
数据交易规范化。数据资产化是近年来行业中的热点话题，随着数据的应用水平逐步提高，数据市场化交易、流通需求迅速扩大。然而，数据市场在交易过程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交易机制不完善，中介服务商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市场中存在大量损害消费者及企业利益的违规、违法交易。同时，现存于市场中的数据中介服务机构在实际运营中也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目前，国内存在各种地方数据交易中心，例如贵阳数据交易中心、上海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交易平台，在各地之间的数据交易呈现地域化特点。《数据安全法》将数据中介服务商纳入规范范畴，提出规范数据交易，并制定了中介服务商的问责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数据交易市场缺乏具体的管理制度的局面。
安全防护常态化。数字经济加速各行各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数据安全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针对数据的安全事件不胜枚举，造成的损失小到工程停产、设备损坏，大到核设施停摆、国家能源运输瘫痪。《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使数据安全保护有法可依，对威胁数据安全的不法分子起到了约束作用。
与此同时，《数据安全法》明确了企业在保护数据安全方面的责任，对企业的数据安全建设提出了要求。企业数据安全防护将逐步常态化，企业在整个企业的数字化安全防护方面的投入也将有所扩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内数字化安全防护产业的整体发展。
三 行业未来与疑点
新法案通过后，在中国陷于数据安全问题的特斯拉即在微博表态称：“数据隐私安全，关乎着每一个消费者。特斯拉将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保护消费者数据相关权益。努力促进行业和数字经济健康蓬勃发展。”
力推数字化转型的各大券商是数据安全产业的重点用户。《数据安全法》通过后，券商在数据安全治理、数据系统的流程体系建设及基础数据服务等多方面，即已做好相应的调整。有分析指出，目前，券商需要关注数据来源的合规性、合法性，新法规会让数据流程和商业变现变得更加规范，券商需要进一步专注数据应用，提升业务变现能力。
据南财全媒体报道，《数据安全法》落地后，各地会依据自身特点出台相应的具体条例与措施，目前，北京、上海、深圳、天津、贵州、安徽等地已启动数据立法，江苏也将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列入省政府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
隐私保护、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垄断等议题未来将成为各地数据立法关注的焦点。不过，从抽象的法律文字到具体生动的案例，期间仍需跨越较大的鸿沟。
草案讨论期间，就有学者指出一些问题。例如，现在的大企业没有几个不涉及大规模的数据活动，将企业的数据活动完全置于政府的行政终局决定之下，显然不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应当把“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的规定删去。
排除司法审查也违背法治政府的一般原则，如何正当化？
不过，正式通过的法律第二十四条并未予以采纳。“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Ⅲ 网络安全法中网络运营者要遵守哪些法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支持研究开发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之间的互认。

第二十五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向社会发布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网络安全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第二十八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九条国家支持网络运营者之间在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通报和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合作，提高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保障能力。

有关行业组织建立健全本行业的网络安全保护规范和协作机制，加强对网络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定期向会员进行风险警示，支持、协助会员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3)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合规解读扩展阅读

网络运营者应当设置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用户协议，并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着、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着、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儿童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儿童个人信息。

Ⅳ 什么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应包括几方面内容

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

网络安全应包括：企业安全制度、数据安全、传输安全、服务器安全、防火墙安全（硬件或软件实现、背靠背、DMZ等）、防病毒安全；

在网络上传输的个人信息(如银行账号和上网登录口令等)不被他人发现，这就是用户对网络上传输的信息具有保密性的要求。 在网络上传输的信息没有被他人篡改，这就是用户对网络上传输的信息具有完整性的要求。

(4)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合规解读扩展阅读：

网络传输的安全与传输的信息内容有密切的关系。信息内容的安全即信息安全，包括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其中的信息安全需求，是指通信网络给人们提供信息查询、网络服务时，保证服务对象的信息不受监听、窃取和篡改等威胁，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如隐秘性、可用性等)的特性。

网络安全侧重于网络传输的安全，信息安全侧重于信息自身的安全，可见，这与其所保护的对象有关。

Ⅳ 相关公司拒绝执行个人信息安全法第十五条规定怎么处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读通过，标志着我国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相对应的是，作为“信息处理者”的企业也有了法律上新的义务。
作者 | 吕长军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硕士校外导师
编辑 | 布鲁斯
2021年8月，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读通过 ，标志着我国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相对应的是，作为“信息处理者”[1]的企业也有了法律上新的义务，包括：制度完备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个人信息分级分类义务、内部权限管理义务、信息质量与算法合规义务、信息主体权益保障义务、事前风险评估义务（例如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合规审计义务、以及特殊处理者的义务等，因此需要依法建立起符合法律要求的个人信息及数据[2]合规体系。
一、企业建立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的价值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企业提出了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的要求，似乎企业负担加重，但实际上企业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来进行合规操作有诸多的价值：
其一，合规价值。我国先后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法律不仅构建起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基本框架， 而且均明确要求企业建立数据（或个人信息）合规制度，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要求大型互联网平台、业务类型复杂的企业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合规制度体系”[3]；同时，诸多境外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如GDPR等也要求企业建立数据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可以说，建立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法律义务。
其二， 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在强调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的大环境下，企业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有效努力，最终会得到合作方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得到消费者的最后认同，这无疑将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其三，降低企业风险及减少损失。任何企业在个人信息及数据方面不合规的行为，均有可能产生行政调查、侵权诉讼、媒体曝光、甚至刑事案件等后果，将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包括行政处罚、诉讼赔偿、刑事处罚、客户流失等。
其四，有助于应对行政监管或诉讼。企业的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的完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已充分尽到数据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可以有效助力企业应对监管执法和诉讼抗辩。
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下企业的合规义务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51条集中阐述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要合规义务，包括制度建设、信息分类、技术措施、人员管理和应急预案五个基本方面以及兜底的其他措施。
第51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一）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
（三）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
（四）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五）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1、制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内部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及操作规程。
1）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对企业而言，了解和梳理企业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目的、范围和方式，是进行信息处理管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整理、制定适应企业内部的个人信息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1）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及处理制度；（2）个人用户信息收集及处理告知制度；（3）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包括传输、使用及数据库安全等）；（4）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制度；（5）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制度 ;（6）审计制度等。
除上述重要制度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中还应有应急预案制度、个人信息出境管理制度等。（详见下文）
内部制度应具有合规性、可行性、完备性；也即既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又要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可操作，同时应注意全面覆盖相应各个业务条线， 具有完备性。
2）制定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存储及处理操作流程
流程与制度相辅相成。企业应注意“个人信息处理全流程管理”的重要性，实施从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存储到处理、删除等各环节的衔接和涵盖全流程的管理，并在流程中应注意严格的权限管理。
3）设置网络安全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等专职人员
《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了个人信息控制者应当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而GDPR则要求设置数据保护官。
《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硬性要求所有的企业均设立“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而是要求如果处理个人信息达到一定”数量”, 则应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4]，但“数量”并未予以明确标准。当涉及的个人信息数据量较大时，企业应当考虑设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由其进行相关工作的统筹和管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成立相关部门，负责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乃至推行制度及措施的实施。
2、个人信息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提出要将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无论从合规或管理效率而言， 企业都有必要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首先，梳理企业信息库存。搞清企业目前拥有哪些个人信息（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位于何处、如何流动以及与哪些部门相关，是在企业中创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框架的基础。
其次，明确所需信息， 去除非必要信息。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应满足《个人信息法》第6条提出的 “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因此，企业应当明确其需要哪些类型的个人信息，通过清单等形式将所需信息的内容和目的进行陈列，同时，应在企业系统中去除非必要的信息，并严格要求各部门不再进行收集或储存。
再次，对需要处理的信息进行分级分类，以便进一步的管理，包括处理权限、流程等工作的区分。
其中，企业应对以下两类信息进行甄别并加以特别关注：
1）敏感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这类信息多与人身、财产安全相关，因此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相关的程序和保护措施要求较之一般个人信息要严格。
2）未成年人（未满十四周岁）个人信息。我国法律要求对该类信息的处理应依法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 不仅仅指收集的外部个人信息， 也包括对内部员工的个人信息。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出因对内部员工“人力资源管理”从而可以进行各种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 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内部员工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
3、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在网络环境下，数据安全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而保障数据安全是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我国《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5]；《数据安全法》强制性规定了数据处理者保障数据安全的法律义务[6]，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要求企业采用安全技术措施来保护其所处理的个人信息。
匿名化后的数据，不需要遵守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 但仍应遵守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定。
4、个人信息处理权限及安全教育与培训
个人信息处理权限制度经过多年企业界的实践， 被证明是一项较好的对个人信息及数据管理的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该机制直接列为企业的一项法律义务。该机制的要点在于：
1）设立内部分工和权限制度。将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等处理环节，以及风险监控、合规等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并根据分工和信息分级分类情况，对不同员工设置对应级别的权限。
2） 全员参与（而非重点人员参与）安全与权限培训。通过个人信息与数据的安全教育与培训，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明确各自权限所在， 防止人为造成数据泄露。
5、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制度
合规工作虽能防患于未然，但并不能完全排除风险。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产品迭代，安全漏洞总难以避免，因此企业应当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以备不时之需。我国《网络安全法》中已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9]，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再次强调企业应建立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并将此作为企业的一项法律义务。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下企业的其他合规义务
除第51条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在其他条文中规定了企业的一些重要的合规义务， 主要包括：
1、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充分告知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再次强调了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告知-同意”原则。对于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企业而言，应制定出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隐私政策》），真实、完整的向用户告知企业的基本情况、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目的、范围及场景、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及规则、对外共享及披露情形、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保障机制、投诉处理渠道等。
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应公开发布且应送达个人信息主体， 由用户在注册或首次运行产品时阅读并勾选同意后才可继续使用。如涉及个人信息会被用于用户画像和个性化展示的，则应在《隐私政策》中征得用户的同意，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而在进行自动化决策前，应当就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和公平性做好充分说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对于收集个人敏感信息的，应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10]，因此企业不能采取过去的概约性、打包式的同意，而应单独提示用户勾选同意方可。
2、信息主体权益保障义务（应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修正、移转及删除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决定权、限制权、拒绝权、查阅、复制权、可携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既然个人享有一系列个人信息权利，也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配合个人权利行使的义务。企业需要根据用户个人的需求，灵活和准确地响应数据主体访问查询、更正、删除、移转等要求。
1）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的途径及服务
长期以来，不少互联网平台将用户信息视为重要的财产性权益，而用户想了解平台到底掌握自己哪些信息却有时连查询的渠道、途径都没有。GDPR开了个人信息严格保护的先河，确认个人有查询权，即有权要求互联网公司（信息控制者）提供掌握本人信息的明细清单。
《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定了企业应为用户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的法律义务，因此企业也应制定相应的接受用户要求、核实身份、汇总信息、提供信息的制度和流程。
2）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 提供个人信息修正的途径及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修改权，企业应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修正的途径和服务。相应的，企业应建立起修正沟通渠道、内部修正机制等。
3）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移转的途径及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即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该规定不仅有利于个人自由处理其个人信息，也有利于打破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现象。而作为企业也应就此制定移转的内部操作流程。
4）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便捷删除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撤回同意，是个人信息主体处分自身权利的一种方式。企业应确定撤回方式、撤回渠道等响应机制，并应保证用户行使权力的便利性，符合“便捷原则”。
虽然法律未解释何为“便捷”， 但按照通常的理解，“撤回”的难度不应大于“同意”的难度。
因此，企业可在企业主网页、APP登录入口等显着页面安置“撤回”的链接或选项， 并提供明晰的操作指导。企业内部因数据的修改和删除有可能涉及多个部门，故应建立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并应研判其中的风险。
3、数据与算法的合规义务
1）数据质量的检查和审视，防止因数据质量引发歧视
算法以数据为基础， 数据不准确，则算法结果、数据分析结论则基本不会准确，有可能会对相关数据主体带来负面评价，从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8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保证个人信息质量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从企业的角度说，则应建立检查和审视数据的相应制度和流程， 以保障数据获取的准确度。
2）保证算法公平合理， 防止不合理差别待遇
互联网时代“算法为王”。算法推荐是搜索引擎、社交软件、电子商务等几乎所有平台的标配。平台用代码、算法替代了传统的内容分发过程中编辑的角色，提高了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会导致例如大数据杀熟、劣质内容泛滥等一系列侵犯用户权利的现象。也正因为算法推荐下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干预，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下初步确立了算法问责制，这在我国还是首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
算法的透明性、公平及公正性本属于伦理范畴，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它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成为相关企业的法律义务。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对所用算法进行检查和审视，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3) 自动化决策（算法），需遵循“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企业进行自动化决策，需遵循“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而且在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时，应“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也即赋予个人主体拒绝权。这对于长期以来通过个性化推荐、通过用户画像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的企业来说，产生较强的影响和制约。
4、事前风险评估义务[11]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中，企业应当进行事前风险评估，且应将风险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至少保存三年：
1）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2）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3）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
4）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5）其他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我国《数据安全法》中仅规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对其数据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12]；《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明确在涉及“敏感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向第三方提供”、“对外公开”、“跨境提供”等情形下赋予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以“事前评估”的义务。
因此，风险评估将成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企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应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在保证评估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实现高效、快捷。
笔者认为，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本组织涉及的个人信息种类、数量, 收集、存储、使用、委托、提供等的情况,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等。
5、合规审计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定期对企业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13]。但由谁审计、具体审计内容、审计标准尚未有明确规定，企业应未雨绸缪，参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法》三部基本法律中相对具体的规定，制定出应对审计的方案。笔者认为，主要内容应包括：
1） 审查内部管理制度和个人信息备忘录的完备性和合规性；
2） 定期审计个人信息处理和管理工作；
3） 审计履行个人信息查阅复制、修正、移转及删除义务情况（信息主体权益保障情况）；
4） 审核风险评估报告及记录情况；
5） 审核个人信息相关的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
6） 根据个人信息及数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及时调整内部制度的情况。
6、委托外部进行个人信息处理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不允许进行个人信息的外部委托处理， 但是应区分“共同处理”与“委托处理”， 其中，共同处理应取得信息主体的充分授权。
在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的今天， 数据外部委托处理已经极为常见， 比如云服务，SAAS服务等， 均需要数据的外部存储与处理。委托处理虽不必取得信息主体的授权，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在对委托第三方（受托人）处理的情况下，委托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应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
双方应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其中应清楚载明委托事项、受托人权限、期间等事项， 尤其是委托受托人进行信息处理不应超过个人权利主体的授权权限或相关法律授予的权限。
7、跨境数据传输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禁止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而是规定了实现数据跨境传输的必要条件以及制度性框架，并引入了国际上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如标准合同机制等。但是，在操作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制度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性意见去进行细化，包括标准合同模板、国家网信部门的评估流程及标准、认证部门及认证标准、不对等国家的清单等[14]。因此，在跨境数据流动场景中，企业应严格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的规定， 慎重处理跨境数据传输的问题。
对于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企业合规内容多而杂，可能涉及企业多个部门，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一个完整的应对思路和方案， 所有部门都应当做好调整和配合的准备。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了国外立法的优秀做法以及过往国内实践宝贵经验，可谓是“集大成者”，真正把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待于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一起努力，才能真正起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公民网络空间权益以及促进信息合理利用的作用。
相关链接：
全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每周速览 |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
注释：
[1]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仅仅包括企业，也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的合规义务。
[2]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 个人信息在网络环境下通常以数据形式存在，故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保护不可分离。
[3]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
[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二条：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责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等进行监督。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将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5]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10条。
[6] 参见《数据安全法》 第25条。
[9]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 25 条。
[10]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 条。
[11]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
[12] 参见《数据安全法》 第28条.
[13]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4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
[1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40条、第43条。

Ⅵ 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在什么管辖上实现了

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在境外管辖上实现了突破

1、《数据安全法》对“数据”概念进行补充和延伸。

已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定义，而采用“网络数据”（通过网络收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产生的各种电子数据）和“个人信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两个概念，两个概念事实上已涵盖了公民参与网络活动中使用各类电子数据和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线下数据。

由于立法角度差异，《数据安全法》直接简明扼要地将“数据”定义为“任何以电子或非电子形式对信息的记录”，其保护范围较《网络安全法》大大扩展，这一改变将电子化记录与其他方式记录的信息统一纳入数据范畴，既符合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安全要求，又适应了数字经济时代整体信息保护和整体信息安全的新要求。

2、《数据安全法》已具备一定“域外效力”，为反制国外相关法律的“长臂管辖”提供了法理依据。

与《网络安全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相比，《数据安全法》更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开展数据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今，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早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如欧盟的GDPR已极大扩展了其域外数据安全管辖权范围。GDPR更注重效果原则，只要在客观效果上构成对本国或本地区自然人个人数据的处理，就受GDPR管辖。《数据安全法》引入“域外效力”对保护我国国家主权和公民个人权利意义十分重大。

3、两部法律均提到了“重要数据”这一概念，但受限于实践中掌握尺度问题，均未明确界定其范围。

《网络安全法》对重要数据的分类保护以及出境做了规定。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应“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对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设立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也做出了规定。虽然两部法律均未对重要数据范围进行界定，但可通过相关其他法律及规则定义进行识别和借鉴，比如：2019年5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化办公室公布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对“重要数据”明确界定为：“重要数据，是指一旦泄露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数据，如未公开的政府信息，大面积人口、基因健康、地理、矿产资源等。重要数据一般不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信息、个人信息等”。

4、《数据安全法》确立了全新的“数据安全评估制度”，评估范围更广。

在《网络安全法》及《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均规定了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制度，但上述制度仅限于数据或重要数据出境过程中的评估。如《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而《数据安全法》所规定的数据安全评估，范围更广，针对重要数据处理者的全部数据活动。《数据安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对其数据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本组织掌握的重要数据的种类、数量，收集、存储、加工、使用数据的情况，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等”。

从执法案例分析

纵观《网络安全法》2018年1年的执法案例，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合规风险主要集中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内容审核、网络产品和服务等五个方面。由于《数据安全法》尚未正式执行，我们也可以参考网络安全法执法重点和处罚措施，对于企业合规具有借鉴意义，对于网络安全从业者，有助于避开企业网络、信息安全雷区，完善企业自身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1、《网络安全法》主要责任主体为网络运营者。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3款的规定，网络运营者是指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结合执法案例具体而言，责任主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具有信息发布功能的网站及平台（比如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网络、今日头条）的运营者；网络科技/技术公司；学校、学院及其他事业单位。

《数据安全法》的主要责任主体是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在“第四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第二十七条 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有说明。

2、《网络安全法》主要执法机构：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

尽管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或指引告知各个执法部门的主要执法范围，但根据2018网络执法案例来看，各部门大致执法点如下图所示。

《数据安全法》第一章 总则 第六条 规定了主管部门和行业监管，工业、电信、交通、金融、自然资源、卫生健康、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具体各部门的执法关注点要等一年后的执法案例分析。

Ⅶ 《网络安全法》对存储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有什么特殊规定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名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Ⅷ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别

法律分析：它们的立法宗旨，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最主要出现在第二十五条和第五十九条，甚至我们可以说第25条是国家安全法当中关于网络安全的一个专门条款。换言之，国家安全法为网络安全法的制定奠定法律基础。因为其涉及到大量数据的分类，并且具有针对性的构建了相应的制度。数据安全法也对信息和个人信息做了一些强化和规定，其中“安全”在数据安全法中出现了91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开发网络数据安全保护和利用技术，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网络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