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网络安全

㈠ 2015目前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3000字

21世纪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在带来信息资源共享等极大便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网络安全问题，并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社会需求最大的研究方向，不仅关系到企事业机构的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对网络系统的正常使用、以及用户资产和信息资源的风险，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热门研究和人才需求的新领域。
国内外网络信息安全的现状
【案例1】我国网络遭受攻击近况。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监测和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发布的数据，2014年2月10日至16日一周境内被篡改网站数量为8965个，比上周增长79.7%；境内被植入后门的网站数量为1168个；针对境内网站的仿冒页面数量为181个。其中，政府网站被篡改418个、植入后门的35个。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约为69万个，新增信息安全漏洞280个。
另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数据显示，中国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情况日趋严重。CNCERT抽样监测发现，2013年1月1日至2月28日，境外6747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无论是按照控制服务器数量还是按照控制中国主机数量排名，美国都名列第一。
国内外网络安全威胁的现状及主要因由，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
（1）法律法规和管理不完善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内外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等在解决信息资源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可审查性等方面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显得相对滞后且不够健全与完善。出现了一些企事业机构或个人用户法制观念淡薄，对网络风险和隐患不甚了解，网络安全意识不强、自身管理措施和方法不完善等问题，甚至出现内部监守自盗案件。重技术、轻管理和网络安全知识不够普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2）企业和政府的侧重点不一致
政府注重信息及网络安全的可管性和可控性，企业则注重其可用性、效益和可靠性。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OSI协议及美国政府组织的KRS系统等，由于不受企业欢迎而难以实施和推广。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对网络安全技术重视不够，经费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或时常被挤占或挪用。
（3）网络安全规范和标准不统一
网络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统一技术的规范标准，才能更好地进行实施。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网络技术最先进且对网络安全很重视，也同样存在网络安全规范和标准等问题。西欧国家则实行另一套信息安全标准，在原理和结构上与美国也有异同。
（4）网络安全技术和手段滞后
计算机网络技术不断快速发展，伴随的各种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网络攻击及计算机病毒变化多端。相应的网络安全技术和手段相对滞后，更新不及时、不完善。
（5）网络安全风险和隐患增强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和其他各种业务的应用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和分散性等特点，以及网络系统及协议等从设计到实现自身存在的安全漏洞、缺陷和隐患，致使网络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威胁，详见1.2.3介绍。各种恶意攻击、计算机病毒、垃圾邮件和广告等也严重影响了网络的正常应用。全球平均不足15秒就发生一次黑客入侵事件，全世界每年因网络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千亿美元。
注意：计算机病毒防范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和入侵检测技术，常被称为网络安全技术的三大主流。这些传统的安全“老三样”为网络安全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却具有一定局限性，也存在许多新的问题：计算机病毒防范技术滞后于实际的发生各种新病毒及繁衍变异。用户在系统中安装了防火墙后，却难以避免垃圾邮件、病毒传播和拒绝服务的侵扰。入侵检测技术在提前预警、精确定位、实时交互、整体性、漏报误报率和全局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另外，内网的安全还包含安全策略的执行、外来非法侵入、补丁更新及合规管理等问题。
摘自：网络安全技术与实践，贾铁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㈡ 国际对于网络安全方面有哪些立法

现在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日渐频繁，网络作为一个犯罪空间开始出现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犯罪现象，它成为了一些变异后犯罪行为独有的温床和土壤。而此前，我国法律对于网络犯罪刑法规制主要分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制定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办法，刑法的第六章第一节和相关的几个司法解释。这就需要法律进一步界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对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规定相应进行惩治，并对惩治网络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
专家也认为，出台《网络安全法》，可以补上我国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治理的短板。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制化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限制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和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很多国家的政府和行业组织在评估网络安全状况时，都明确指出中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护能力，因此都不愿意和中国政策对等合作交流，限制中国代表参与相关的规则制定。

㈢ 分别举两个例子说明网络安全与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军事的联系

1.银行
2.交通

㈣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对全球网络安全有何影响

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乔治?W?布什任内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手段。自从一年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指导美国“反恐”行动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是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尺度，以绝对安全为目标，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该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在布什一面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一面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过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它与“国土防御”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先发制人战略自提出至今已近两年，在其指导下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这些行动给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开始明朗化。本文试图从心理渊源、理论基础、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对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进行系统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该战略的新思路。

先发制人战略的心理渊源

先发制人战略是产生于特殊社会氛围，带有激进风格的一种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美国人心中的“恐怖阴影”和“帝国梦”相互掺杂的外在表现。

被喻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带来了美国正常社会节奏的紊乱。恐怖气氛之下，美国经济一度连续季度负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至自30年代大萧条的最低位，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所受打击更无法用数字估量；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开始安全化，“美国情结”无处不在。

由此，“国土不安全”，“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捉摸不定”，“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等这些社会共同的心理感觉，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主要结论反映在布什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中，这在冷战后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越是摆出坚决（甚至极端）的姿态，就越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九一一后，有关国土防御、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几乎都得以高票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认为，面对九一一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位总统在台上执政，恐怖主义问题和“反恐”机制建设都会成为战略重点，美国都很有可能进行对外干涉。不同的是，作为保守理念忠实信徒，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更具“预防性攻击”特色。

“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什一直坚持的“反恐”口号是“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战”，目标则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锻造有利于美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以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方式重新定义旧有模式。从这一点讲，布什战略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手法”变换而已。

克林顿时期积累的丰厚经济遗产，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使布什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动出击”。克林顿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打造”了以知识与信息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保持近十年的繁荣。到2000年财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了33%，而克林顿以前的20年，除个别的年份外，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这样，即使布什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屡创新高，美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没有高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冷战后美国旧有国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言，没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炉并非是“笃病乱投医”、一蹴而就，而是有坚实的立论基础的。里根时期鼎盛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在克林顿时期卷土重来，并在布什上台后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国保守阵营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国会领导权，而增强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度。在国会的作用下，克林顿外交战略中“过于相信”多边主义和“四面出击”两大“错误倾向”逐步被纠正，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克林顿受压之下逐步减少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放弃了自由派倡导的低投入政策，离任前美国的防务预算已接近于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NMD研发获得的拨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认为，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一直沉湎于“战略间歇期”，从道德到战略，全方位向敌人缴械；克林顿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弃了美国世界责任；美国的军事实力因防务开支的过分削减而到了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前为克林顿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作了如下设计：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时期引导美国走向冷战胜利的那些“非常规”教义，继续开展 “保卫和扩展”国际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向美国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新“纳粹政权”的出现。第二，美国积极追求领导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反对者有可能与其他“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组成战术联盟，或者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国。但这是美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就应把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得更彻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能仅像海湾战争中一样，把战争目标局限于解放科威特，而是应该彻底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直至与美国友好的新政权得到巩固。

由此看来，“先发制人”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布什的当选使保守主义思想彰显，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义销声匿迹，新保守派的对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贯彻而已。

先发制人战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九一一事件的应急性反应，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超强的军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规则的制定权。为巩固和扩大“反恐”成果，布什迅速将伊拉克选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国际动员。可以说，先发制人战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战争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决策过程的两个结果，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验证。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先发制人样本。

列入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不少，布什却把萨达姆政权第一个挑出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经济资源诉求不小于安全诉求；伊拉克处于“无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核心区域，战争具有更明显的示范效果；伊拉克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带，战争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过分紧张；萨达姆对国内的独裁统治使美国公众对之好感甚少，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美国拥有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而且遭受十余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国力更加虚弱；对伊拉克的“遏制”和“聪明制裁”机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没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产，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成为不稳定之源”。这些独特性使美国的决策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收益预期大大高于成本预期，新保守派激进但不失“理性”的战略目标选择方法可见一斑。

美国以近乎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萨达姆政权彻底垮台。美国在战略层次获得了如下好处：其一，世界“独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证。战前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意识已显露无疑，俄法德中等大国对此强烈反对。但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边缘化，法俄德等反对者不得不争相与美国修好。当然，这是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然。一个明显的结论却是，美国的意愿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过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赢得了经济利益和战略主动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就相当于控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命脉。无论对伊军事占领要耗费多少国力，无论2004年大选后谁上台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在伊拉克既得的经济利益。其三，通过军事行动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努力，对“无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伊战后，被美国列入 “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黑名单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都先后明示出不同的妥协姿态，尽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国能否最终“摆平”伊拉克这一标准来衡量。此外，战争没有对经济复苏造成多少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极影响。

先发制人战略从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扬弃”或“改良”，似乎引导美国外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但从美国在伊拉克的实际操作来看，该战略一些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显露无余：

第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扩大化”

布什认为，由于“恐怖势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为之提供帮助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深入敌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逻辑不仅打破了美国外交一贯的“超脱于外，平衡获益”的历史传统，而且错解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错用了“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国家间层次，军事方法是决定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政权，甚至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但恐怖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命题，不如说是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其解决方法只能是综合性的。

由于认识的偏颇和方法选择的不当，美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却也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潜力”。一些小盟国撤军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占领军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于地方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混杂威胁”。美国提出的“中东民主共同体”计划，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加剧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遭遇这些的原因，与其说是布什和新保守派没有为“建立友好政权”做好准备，毋宁说先发制人战略从开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

第二，“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与自由选择多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虽然客观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什一直没有将二战以来的“盟国一致”原则当作美国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国行动正义性和国际号召力的“成功”验证，使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信心十足。

以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两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从伊拉克战争来看，这些分歧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其一，行动中盟友反对者的掣肘和行动后相互妥协的高成本，使美国不能充分实现其行动前的战略目标；其二，盟友反对者的独立倾向受到刺激，从长远讲不利于美国“一极”统治的实现；其三，盟友支持者会因反对者的存在提高要价，美国只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其四，盟友间也需要“大国一致”，一些较小的盟国可以“搭车”，却很难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帮助。

如果今后美国仍以伊拉克方式继续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那么布什一边“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一边追求行动自由的“盟国战略”，很可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设计的“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即“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选择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论，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

第三，绕开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与借重联合国的治理进程

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充当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国向强权靠拢的“自我保护意识”，皆彰显出既有国际机制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无效和无力；而重建工作的回归却又证明联合国仍拥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正统性，美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来加强其“软力量”。战时美国可以单独行事，但在战后没有联合国对其合法性的追认，就难以成事。这些事实也显示出“先发制人”战略本身蕴含的一组矛盾，即美国的单边行动与“多边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体制，通过“制度”与“力量”的结合来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这也是美国自认为优于以往任何帝国霸权之处。新保守派一方面强调“力量”的扩张及其效能，把联合国贬低为“世界官僚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却也要让美国的行动为“自由国家”树立榜样，依靠美国的“道德优势”和“善性本质”来维持领导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这种榜样是很难树立的，因为“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干扰了美国与盟国关于“民主共同体”观念的共识。长此以往，美国会因小失大。

先发制人战略的国际影响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伊拉克战争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一种模式近两年来正在像毒菌一样，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比较活跃的地区行为体中间蔓延开来。这些国家也在像美国一样，摆出强势姿态，明确打击对象，加强军事准备：

2003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则在国际实践和国际生活中得到确立，为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将保留“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权利。

2004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年度《东亚战略概观》，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应确立先发制人战略的观点，声称如果发现朝鲜准备用弹道导弹袭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其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除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外，呼吁联合国修改国际法以授权进行类似“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此外，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继提出了“先发制人”主张。

如此一来，“先发制人”一时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不用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之风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尚武倾向，对于世界和平的长久维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号的背后，对“威胁来源”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反映了不同国家迥异的心理动机。比如俄罗斯认定的主要威胁是国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北约快速的东扩步伐，其选择是被动的；日本的理由则是几乎不可能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的一个弱小邻国，其选择是主动的，显然另有所指。比较而言，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反省的国家，日本的这一战略倾向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战略观，先发制人的蔓延虽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却真实地映射出国际力量结构失衡状态下大国角逐消极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国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成功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造”，“先发制人”还会被炒作的更加火热，因为美国和“盟友”会变本加厉地借“传播民主价值观念”之机，扩张国家权力。

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关系

九一一以前，布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尝试性的，基本都是依照旧有的传统，从大国实力竞争和防止出现“挑战者”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九一一以后，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重视“传统安全”议题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由于战略关注点的分散和复杂化，美国暂时无力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地缘压力，在“反恐”战争中借重中国的一面增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等现实敌人之外，并将中美关系归于“大国合作”范畴。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表现比较满意，布什及其的主要成员对中美合作关系大都持肯定意见。

但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反恐”战争中的中美合作，因为：第一，中美整个合作进程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于“问题”层次，没有也很难步入机制化轨道。受到实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国很难对周边之外的美国行动加以有效约束或享有实际发言权。第二，特殊时期的关系缓和消解不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心理矛盾。美国至今认为，中国在努力寻求美中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将会继续寻求机会削减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之所以经常“含糊”地阐述国际主张，就是想为发展国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而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流氓国家、武器扩散”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期望美国会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即不管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美国都不会不加防范。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美关系还能不能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仍是个问题。

先发制人战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张单方面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而也不会仿效美国，将“先发制人”纳入战略轨道。但是，我们在批判有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谋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它作为理论模式的一些新颖之处。

第一，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综合安全思路。“国土防御”和“先发制人”，作为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的两大任务，实际上比较科学地将两类安全问题、将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优势的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布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与其说是战略目标，不如说是达到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其说被迫行动，不如说抓住了行动的机遇。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决策者只能用一种统筹观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问题的轻重缓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

第二，战略选择中的“前瞻性”国家利益观念。

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对于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太地区性大国中唯一没有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更需要缓解这些压力。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可取，却也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独到之处。

第三，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分析起点。先发制人战略思路，以“丛林状态”看待国家间关系，以强大的防务保障安全，以绝对的力量优势谋取胜利，是彻底现实主义的。美国的姿态既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也塑造了这一现实。深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即使不承认现实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当然，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强调“道德”而忽视规则，倡导“正义”却难免“利益交换”。避免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的分析起点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给很多国家增加了战略压力，美国似乎也在一日之间变成了无以约束的“暴君”，可以到处挥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传统上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滥用武力，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十字军东征一样铲除挡在前面的每一个邪恶政权”，而是要严格地将“虚幻的愿望”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审慎地”依据国家利益分配资源。共和党保守派内部的这一分歧对行政当局的牵制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国遭遇的挫折，已经使先发制人战略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温和保守派鲍威尔在解释该战略时辩称，“所谓先发制人，是针对阻吓无法产生效应的非国家威胁如恐怖分子而言……这决不是要取代阻吓，而是要辅助这个策略……我们的战略并非根据先发制人理论制定……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还谈不上什么战略甚至理论”。

先发制人战略能否在未来继续执行下去，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对伊拉克“政权改造”比较成功；第二，布什连任；第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着力点或再次发生类似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几点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势而言，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布什的个人政治命运已经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国大选的惯例，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误却肯定会导致其失分。虽然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布什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对伊政策问题上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只有及时平息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选前“顺利地”从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获得连任机会，才能将先发制人发扬下去。如果布什成功，“先发制人”战略将会被作为重塑美国精神的“榜样”，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即使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列得再长，“伊拉克模型”也不会更多地被复制。否则，布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越战时期的约翰逊。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志在“弥补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给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带来的损害”：第一，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国家立法的授权；第二，为尽快赢得和平，美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三，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更为综合性的“反恐”计划；第四，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是赢得整个“反恐”战争的关键，但美国在以重建中应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包括取得联合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当选，美国不会减少对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会有较大变化。

㈤ 文章中谈到"斯诺登引爆的'棱镜门'事件"有什么作用

美国秘密监控项目“棱镜”计划的爆料者爱德华·斯诺登获得俄罗斯临时避难许可已经一个月，但是“棱镜门”事件仍未淡出人们的视野。美国内媒体和情报界前官员仍不断发声批评“棱镜”计划的始作俑者美国家安全局擅自扩大监控范围，或质疑政府安全部门内部雇员管理上的漏洞。8月20日，英国政府也加入斯诺登事件的后续发酵活动，出动高层官员要求最先报道斯诺登泄密信息的该国《卫报》把斯诺登提供的所有资料返还或者销毁，否则将威胁把《卫报》诉诸法庭。如此看来，“棱镜门”事件的发酵颇有点棱镜效应，几个月来的进展折射出美国监控丑闻背后国际安全与政治博弈的各色光谱，值得分析评点。

“棱镜门”事件的棱镜效应之一，是坐实了美、英等国在黑客问题上对中国贼喊捉贼的闹剧。近年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总是将黑客攻击事件与中国相关联，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智库学者、媒体记者似乎形成了思维定势、相互默契和舆论动员，动辄就网络安全事件对中国进行含沙射影或指名道姓的指责。欧洲国家一些学者甚至官员对美式舆论耳濡目染，也纷纷加入指责中国的行列，奥地利国防部一个少将在俄罗斯主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仅凭道听途说就妄加批评中国黑客窃取了美国F-22战斗机制造技术的知识产权。

斯诺登事件以来，美国批评中国黑客入侵的声浪锐减，美国媒体开始将矛头转向批评奥巴马政府以及美国家安全局咎由自取。就连曾公开指责中国华为公司从事间谍行为的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海登近日也无奈地承认，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上让中国抓住了把柄。这充分说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凭借信息通信技术的巨大优势对中国进行长期秘密情报监控、网络入侵的情况属实。

“棱镜门”事件的棱镜效应之二，是凸显了美、英等信息通信技术强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两难处境。美国自走出孤立主义的立国政策之后，不安全感和追求世界领导者地位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逻辑起点。9·11事件成为美国高度重视信息安全的分水岭，因为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不断普及，同样也为基地组织等美国人认定的恐怖主义网络提供了秘密联络、策划发动下一轮袭击的便利条件。

“棱镜门”事件折射出美国国家安全观念正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是“棱镜”计划监控对象的泛化。根据斯诺登先前透露，“棱镜”计划不仅针对美国人所认为的恐怖分子、对手国家或潜在对手国家，而且对德国等北约军事盟友以及拉美国家进行监控。斯诺登在今年7月31日的一次爆料中谈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Xkeyscore”监控计划“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信息”，可以“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内容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二是“棱镜”计划监控内容的泛化。据斯诺登爆料，美国“棱镜”项目不仅监控恐怖分子的信息，而且监控别国军事、政治、经济、能源乃至大学教育等多方面信息，说明美国追求的国家安全不仅是消除恐怖主义隐患、军事冲突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而是追求在绝对信息优势基础上维护其世界领导者的超级大国霸权地位。以信息通信技术优势追求绝对安全，却因维护霸权和盲目推进本国利益的冲动滥用信息通信技术，从而招致国际国内信任的丧失和猜疑的上升，诱发新的不安全因素，这便是美、英等信息通信技术强国不得不面对的安全两难。

“棱镜门”事件的棱镜效应之三，是形成了和平推进网络信息安全国际治理的契机。当人们热衷于讨论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等当事国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时候，笔者更愿意相信斯诺登爆料的“棱镜门”事件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包括美国。

斯诺登的贡献在于，警醒人们在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国家和政府不应因为有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强大手段，而丧失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处于信息通信技术优势地位的国家，不应肆意掠夺别国的信息资源，使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国家，不应带头鼓噪网络空间军事化，使本应通过信息交流共享促进科技创新与文明进步的网络信息空间，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新的战场。要避免这些倾向，大国之间进行必要的战略克制、国际社会加强平等协调共同推进网络信息安全国际治理，应成为世界性的共识。

㈥ 关于网络安全的故事或事例

1、聊天陷阱

2006年2月24日晚上，上海“网虫”钱某终于见到了网上聊天认识的女网友“仇某”。然而，两人散步至一处花店附近时，突然冒出4名手持剪刀的青年男子。毫无准备的钱某不仅遭到一阵殴打，身上仅有的1部手机和300元人民币也被抢走。

3天以后，案情大白，犯罪嫌疑人裘某正是那位自称“仇某”的女网友。原来，两人在网上搭识以后，钱某经常出言不逊，裘某萌发报复念头，找到以前的男友抢劫钱某财物。

2、低价陷阱

2018年1月，徐某无意中进入一个买卖二手车的网址，发现其中一辆本田CRV车只要13000元。徐某心动不已，随即联系网站客服，按照对方要求填写信息并通过网银转账500元订金。2天后，对方告知押车员已将车子运送至天台县，要求徐某支付余款12500元。

徐某打款后兴冲冲等着去提车，结果对方又找各种理由要求他再付16870元，徐某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被骗了。

3、“支付宝”发邮件称需升级

小美在淘宝开了一家汽车用品店。一个“买家”来店里拍了一套汽车坐垫后发了一张截图，显示“本次支付失败”，并提示“由于卖家账号异常，已发邮件给卖家”。小美打开邮箱，果然有一封主题为“来自支付宝的安全提醒”的未读邮件。

小美没有多想就点击邮件里的链接，按提示一步步进行了“升级”，期间几次输入支付宝账号和密码。隔天，小美发现账户里的8000多元余额被人以支付红包的形式盗空。

4、代“刷信誉”先交“服务费”

阿珍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卖袜子的小店。去年5月，她在网上看到可以帮忙“刷信誉”的广告，便心动了。加QQ后，对方要求先付钱才能帮其代刷，阿珍就向对方账户汇了1500元“服务费”。没过多久对方又称，需要阿珍再付3000元“保证金”。

这下阿珍起了疑心，要求对方先刷一部分信誉再谈，对方却坚持要阿珍再汇款。阿珍越想越觉得可疑，要求对方退回1500元，对方却怎么都不理她了。阿珍这才明白，自己是被骗了。

5、“大客户”下单后要“回扣”

去年7月，小罗的汽车用品淘宝店来了一个“大客户”。这买家自称是公司的采购，想要长期合作，但希望小罗给“回扣”。一番沟通后，买家很快用另一个旺旺号拍下1万多元的宝贝并付款，随后要求小罗将说好的近2000元“回扣”转给他。

小罗转了回扣后，对方却申请了退款，因为“回扣”是通过支付宝直接转账的，无法申请退款，小罗因此损失近2000元。

㈦ 西方国家为什么总说中国网络安全提问

因为浏览器不兼容所致，开启兼容性视图看看。 解决方法：进入IE浏览器，右上角“设置”菜单——兼容I系那个视图设置——添加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