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控網路群體極化

① 電力企業如何做好網路輿情監控管理

電力企業如何做好網路輿情監控管理

電網企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及產品與服務的自然壟斷性，決定了其必須應對各種復雜的社會公共關系，必須應對越來越密集的公眾輿論監督，也即意味著必須隨時應對網路輿情對企業形象的沖擊。如何科學應對輿情、正確引導輿論，是電網企業必須掌握的技能。

一．輿情危機成因

了解輿情的成因，是電網企業做好輿情工作的基礎。電網企業相關的輿情危機主要成因有兩類，一類是行業政策性的，比如近期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涉及到電網壟斷的問題。一類是電網企業自身的原因，由於電網企業工作中經營管理不善、工作人員過失等原因影響，導致電網企業對外形象受損。

二．輿情危機特徵

由於電網企業的自然壟斷屬性和媒體的推動作用，電網企業輿情呈現以下特徵：一是轉型過程中的電網企業屬於「敏感體」，極容易攻擊焦點；二是正面新聞被較少關注，負面新聞跟風嚴重；三是電網企業與公眾缺乏相互溝通和理解，容易造成誤解，壟斷、薪酬福利、電價、社會責任等是電網企業輿情的重點內容。

三．輿情應對策略

1.做好應對的組織措施

一是成立輿情控制組織多瑞科輿情監測系統成立輿情監測機構，建立新聞發布機制和指揮體系。二是明確組織機構的專業分工，設立新聞發言人和談判專家。三是構建立體化宣傳網路。四是建立網路信息安全管理機制，設置網路輿情監測管理平台，將輿論引導與監管結合，正面擠壓有害信息傳播空間。

2.積極爭取應對主動權

一是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主動權。二是明確輿情管控重點，及時上傳下達，統一對外口徑。三是加強品牌建設，通過媒體宣傳電網企業在重大社會事件中（比如抗洪保電、抗震救災、無電地區電力建設等）所體現出的良好風貌與企業責任，提升公司認知度與美譽度，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

3.正面接觸媒體

電網企業與媒體的接觸不可避免，具體負責人應熟悉本部門工作情況，有良好的表達能力與敏捷的思維能力。通過加強對話溝通、真心誠意、客觀地解釋說明，尋求與媒體建立一種合作、互動的良好關系。

總而言之，應對如今復雜的輿論環境，電網企業要健全輿情風險管理的機制，完善危機公關組織。在意識水平、危機引導策略庫、輿情管理決策支持系統、輿情事件處置和信息公開機制等方面，還需下大力氣開展專項建設工作，在人才培養、隊伍建設方面實現突破，持續提升管控輿情危機的能力。但要真正做好輿情危機的應對，最根本還是要從源頭減少輿情的發生。

② 如何認識，把握，管理網路輿論場

有人說:網路是個大染缸，其實每個人都在扮演者自己的社會角色。好的惡的都在網路上得到充分的放大和展示。不少人說網路比現實更虛偽，因為一切都是虛幻而無法印證；亦有人反駁說網路比現實更真實，因為不必要偽裝自己，可以在網上赤裸裸的展示。
但不管怎麼說,或者從任意的角度考慮，任何事情都要有個准則,虛擬社會也是社會，它也有它的行為要求和道德標准，這就意味著在那一個活動領域都要同意自覺地接受這個准則的約束-----因為這個約束是為了共同維護參與人的秩序和共同利益而制定的，你違背，就造成對別人的傷害，對其他人利益的侵犯。 網路雖然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自由表達和民主參與的機會，但並不會在一夜之間提高人們民主參與的素質。在網路輿論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今天，應該將理性、平等、寬容等精神作為高素質的網民乃至公民的重要要求來看待。 越來越多的案例，將網路輿論與網路暴力聯系在了一起。盡管有人認為「網路暴民是偽命題，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這個詞彙本身，不但偏離解決問題的方向，而且我們自己也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尷尬境地」，但網路輿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暴力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網路輿論中出現的暴力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網民意見表達中的語言暴力。二是輿論對於某些當事人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傷害。還有一種現象是多數人聲音對少數人意見的壓制，雖然這種意見上的壓制並不會造成現實的傷害，但從影響來看，這種現象也具有一定的暴力特徵。
網路暴力形成的「土壤」是網路表達中的非理性 網路輿論形成的非理性，首先是由於網路輿論形成環境的復雜性。網民的意見表達往往不是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在一個復雜的互動環境中完成的。他所表現出來的意見，是其既有傾向與當下情境等各種因素相結合的產物。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往往很難始終保持理性。
此外，人們參與網路交流和意見表達的動機也是十分復雜的。雖然多數情況下，多數人都是懷著善良的願望參與各種渠道的交流，但在某些時候，人們的動機下面還隱藏著動機。例如，他們需要通過網路發泄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積蓄的不滿等情緒，釋放自己的壓力，或者他們需要通過意見表達來實現自己在網路中的價值，贏得某些地位。這時，意見表達成為了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
人們也不能在所有情況下對事件作出正確的判斷。理性觀點的形成，有賴於一定的知識與信息支持，但並非所有人都具備相關的知識和信息，有時甚至會受到錯誤信息與知識的誤導。在網路中，當人們就一個事件、一個主題進行討論時，同時會流傳著許多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各種說法，這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判斷。而「從眾心理」將加快非理性認識的傳染。
網路暴力與網路中的「群體」直接相關 網路中社區等空間，容易形成各種「群體」。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群體互動環境會對個體心理以及態度、意見的形成帶來很大影響。例如，有關「群體極化」的研究指出，群體討論往往會強化其成員最初的意向，使偏激者更偏激。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指出：群體是沖動、易變和急躁的；群體易受暗示、輕信；群體情緒誇張、單純；群體偏執、專橫、保守；群體既可能表現出極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現出個體根本達不到的崇高。
網路這樣一種環境，使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更為頻繁，效果也更為明顯。網路輿論的形成中，群體心理的影響也就格外突出。
中國網民之所以更容易受群體的感染，是因為他們有更強的尋找集體歸屬感的需要。這源於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傳統。在跨文化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東方文化強調集體主義，而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以緊密的社會結構為其特徵，在這個結構中，人們對內群體和外群體加以區分，人們期望他們的內群體（親屬、氏族、組織）來照顧他們，作為這種照顧的交換條件，他們對內群體擁有絕對的忠誠。個人主義表示一種組織鬆散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人們應該自己照顧自己和直系家庭。
盡管在現實社會的結構沒有原樣復制到網路社會中，但是，新的結構仍然不會完全脫離原有的社會傳統，中國網民對於群體的心理需要，對內群體與外群體的區分，仍然是強烈的。他們不滿足於網路中的獨來獨往，也不滿足在網路中的隨機互動，而希望在穩定的群體中找到自己的心理歸屬感。對於群體的依賴，使他們受群體內的權力關系、情緒感染等影響更強，受群體壓力更大。
網路暴力還表現為自我糾結的道德困境 一方面，用集體的力量形成道德上的審判，成為網路輿論的一種普遍模式，在任何問題上，網民似乎都會習慣性地建立起一個道德框架，並以此形成簡單的價值判斷，從而對當事者進行道德上的討伐或聲援。網民群體看上去是正義的化身，網路輿論的道德審判也往往在某些方面產生了正義的效果。
另一方面，網路輿論形成過程所伴隨的攻擊性，以及它們帶來的傷害性結果，又使網民自身的道德問題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討論。
有人認為：「我們好像陷入了一種道德焦慮之中，對於社會道德問題的高度警覺和敏感超過了我們對於具體問題認知的願望和應對的能力。這種道德化的傾向對於揭露明顯的社會丑惡，批判社會的不良問題，是非常有效的，也有積極的貢獻。但它的限度和問題其實也暴露得相當明顯。它使復雜的社會問題變成了一種簡單的善惡是非的道德對立。當代社會其實有大量問題的認識和判斷不能僅僅從道德問題出發。」
這樣一種困境，反映了中國傳統道德力量的強大慣性，以及它在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所受到的沖擊。在現代社會中，公民的道德重建，不應僅是簡單的正義感與是非觀的培養，還應包含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的培養，尊重他人、寬容異己等，應該是現代道德觀中的重要部分。
網路暴力是網路輿情的一種體現 承認網路輿論與網路暴力之間存在聯系，並不意味著否定網路輿論的積極意義，更不意味著由此而限制網路的表達。網路暴力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網路輿情的一種體現，反映的不僅是網民的素質高低，而且是現實社會的某些矛盾與困境。
網路暴力是社會現實壓力的一種表現。人們在一些事件中表現出的暴力行為，看上去是針對某些特定當事人，但實際上，它是人們針對普遍社會壓力的一種泄壓行為，特定事件或人物只是一個啟動閥門。網路表達的相對自由性，為這種壓力釋放提供了可能。當然，從本質上說，人的內心都或多或少隱藏著暴力傾向，中國網民的暴力傾向更容易被激發出來，也許與社會轉型期的各種復雜矛盾及生存壓力有關。因此，有人認為「並不是網路造就了『暴民』，而是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遇到了道德真空乃至需要道德重建的問題」。
當然，僅僅把網路暴力作為現實社會矛盾的某種表徵去研究，也是片面的。因為，網路環境畢竟對暴力行為的觸發和激化，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所以，在承認網路暴力自然反映了社會現實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其消極作用。
網路暴力體現了網民社會參與的不成熟性 雖然多數網民並沒有明確的攻擊動機，他們僅僅是為了參與到某些公共事務中，但他們更多的只有社會參與的熱情，而沒有社會參與的經驗，因此在參與的過程中，感性行為多於理性行為。很多網民在追求民主、法治社會的過程中，思維與行為方式卻仍然受到人治時代的影響，在某些時候，這表現為簡單的道德聲討、審判和集體暴政，置法律於不顧。
網路雖然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自由表達和民主參與的機會，但並不會在一夜之間提高人們民主參與的素質。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需要高素質的公民。在網路輿論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今天，應該將理性、平等、寬容等精神作為高素質的網民乃至公民的重要要求來倡導。
無論如何，以網路暴力為由阻止網民的自由表達與社會參與，是無益的，也是難以做到的。也許一些網路暴力事件是中國網路社會逐漸走向成熟的必然代價。在這個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獲得的教訓，可以為相關法制的健全、網路公民素養的培養，提供寶貴的借鑒。管理好輿論網路場應該注意以下三點 一.開放性與原則性。互聯網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傳播媒介，它打破了傳統媒體在意識形態上的層層設防，使來自全球范圍內的各種思想、觀念、文化長驅直入，躍然「網」上。在開放的條件下如何做到「守土有責」呢？我們既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御「敵」於國門之外，也不可能把已經打開的門再關上，而是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沖擊，變被動為主動，變防守為進攻；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來宣傳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宣傳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面貌和一日千里的成就，宣傳我們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等等，並吸引廣大網民參與和利用網路新聞媒體共同建設思想文化陣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網路新聞媒體的開放性有利於各種不同的甚至異質的文化充分互動和交流，各種文化在網上碰撞、交匯、融和、完善和選擇，必將促進社會的多元整合與人類的文明進步，這正是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所需要的。 二.多元化與主旋律。網路新聞媒體作為新聞、資訊、思想和觀念的重要源頭，也是社會流行理念和時尚娛樂的文化工廠，多向的渠道來源和多元的觀念撞擊，使網路成為聚集網民人氣的精神家園。網路媒體的多元化是社會發展多元化的必然的反映，也正是網路媒體本身所具備的特徵。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在多種文化的取向中必然有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文化，即主流的文化，是它牽引著輿論導向，並從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等方面對之加以影響。什麼是我們時代的主流文化即主旋律呢？就是堅持正面宣傳，傳播先進文化，用積極、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產品去抵制虛偽丑惡的社會現象。如人民網和新華網以搞好服務為宗旨，開辟了許多個性化的欄目，盡可能為網民營造一個立體化的媒體生活平台。但作為媒體他們並沒有對網民的需求採取有求必應、放任自流的態度，而是力求使內容產品既切合網民和社會大眾的精神需要，又與主流文化的發展相一致，在健康的休閑娛樂的內容的方式中盡到網路新聞媒體引導網民向上的責任。 三.商業化與導向性。網路新聞媒體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離不開商業化的運作。它既要像傳統媒體那樣小心翼翼地培植自己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又要像經營一家企業那樣認認真真地考慮自己在市場中的定位，生產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專業化的內容產品。生存和發展的雙重壓力迫使網路新聞媒體把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引網民的眼球放到重要的位置。網路媒體的商業化運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但是網路新聞媒體一旦為了眼下一己的經濟利益而簡單地迎合商業目的，就會滑向粗俗化庸俗化的泥潭而盲目地從眾媚俗，隨波逐流。因此，任何時候網路新聞媒體都要牢記和遵守作為媒體產業的特殊規律。既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市場競爭提高贏利能力和實現資產增值，又要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守住自己捍衛社會良知的精神底線；既要以更加豐富、健康的休閑娛樂內容來吸引網民的注意力，滿足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要努力提升文化的品味，陶冶網民的性情，成為傳播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

③ 如何看待個體在網路環境中極易形成的群體極端化現象

互聯網中群體極端化現象更容易發生。
產生群體極化現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體傾向於比個體作出更極端的決定。集群後的網民更容易走極端，形成偏激的態度和取向。

④ 影響群體決策的群體因素包括

如果你曾經作為小組一員進行決策，那麼你就知道它會是多麼痛苦。例如，想像一下你剛剛與一幫朋友看了一場電影。雖說你覺得電影「好」，但電影觀後感討論將近結束時，你發現你自己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該電影是「難以置信的垃圾」。小組討論之後使看法發生改變，這種變化是否典型呢?群體的決策是否始終與個人的判斷不同呢?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學者總結認為，影響群體決策的因素有兩個方面:群體極化和群體盲思。電影觀後感討論經歷就是群體極化的例子:與群體成員單獨決策相比，群體傾向於做出比較極端的決策。例如，假定你要求參與電影觀後感討論的每名成員都對電影提交一個態度評定;接下來，作為一個群體，你同意某個價值判斷，以反映你們群體的態度。如果群體的評定比個人評定平均要極端- -些，那麼這就是極化的例子。群體極化傾向於使得一個群體更加謹慎或者更加冒險，這取決於群體初始的傾向研究學者指出群體極化有兩種內在過程:信息影響模型和社會比較模型。信息影響模型認為群體成員能為決策提供不同的信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們分別有一些微小的理由不喜歡某個電影，所有理由匯集在一起，就有足夠的證據讓你覺得你實際上很不喜歡該電影。社會比較模型認為群體成員極力將群體的觀念表達得比群體真實的感受還要極端一點，以獲得同伴的關注。這樣一來，如果你得出每個人都不大喜歡某部電影的結論，你就會試圖表達更極端的觀點，以顯示自己特別機敏。如果群體里的每個人都試圖以同樣的方式來獲得群體的敬重,那麼極化就不可避免。

還有網路世界中的極化。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豐富的網路世界，也成為了新時代人類發展社會關系的重要媒介。微博、微信、新聞網站等聚集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團體，包括各種粉絲團，當發生一件事情時，團體的影響就出來了，跟風謾罵、譴責或者集體歌頌，傳播速度極快，輿論影響極大。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當一個熱點事件爆發時，其點擊量迅速增加，關於此話題的新聞、內容都被紛紛爆出來了，尤其是當某個名人或者權威或者是大家關注的新媒體發表一些導向性的言論後，大家就開始跟風，某些個小團體會保持團體凝聚力而做出一些極端的行為。另-種被稱為群體盲思的一-般思維模式，群體極化只是這種思維模式的一種結果。賈尼斯創造了群體盲思這一術語，用以指決策群體具有過濾掉不中意的觀點使其保持一致， 尤其是讓它與領導的見解一致的傾向。賈尼斯的群體盲思理論源自他對1960年入侵古巴豬灣事件所做的歷史分析。這次災難性的入侵是肯尼迪總統召集完內閣會議之後 下達的命令。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意見被總統的顧問們忽略或者壓制住了，顧問們急於發起進攻。賈尼斯基於他對這次事件的分析，總結出一系列特徵，他相信這些特徵使得群體陷入群體盲思的陷阱:例如，他指出凝聚力高、脫離專家、領導精心操縱的群體很可能做出群體盲思決策。學者們一直在試圖做進一步的歷史分析和實驗室實驗,以驗證賈尼斯觀點的正確性。這類研究指出當群體有一種集體願望，想保持一種共同的正面群體觀的時候，特別容易陷群體盲思。群體成員必須清楚，有異議往往能改善群體決策的質量，盡管它從表面上看可能影響群體的正面感受。那麼如何預防群體極化的負面影響1.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場:在群體開始討論時不要讓成員表明自己的立場，因為這樣會妨礙信息共享，導致決策的質量降低。2.鼓勵批判性評價:設置一個"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個真正的反對者就更好了，這樣刺激原來的想法並使群體對反對意見持開放態度。3.小組重組:將群體重新劃分成小組，表達不同的意見。4.局外人的作用: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群體決策時，可以找幾.個局外的專家和夥伴提出批評。當然"群體極化」未必是壞事，否則許多里程碑式的事件至今都不會順利實現，例如黑人權力運動、廢奴運動和女權運動等。所以「群體極化」具有雙重意義，積極的是可以促進群體意見一致，提高群體的凝聚力;消極的一面是放大了錯誤的判斷和決策，不利於後期運作

⑤ 微博輿論的群體極化現象、成因及建議

關鍵詞：微博; 輿情引導; 熱點事件; 群體極化;

一、個體集合輿論在微博平台上的展現

網路用戶往往會對與自身生活聯系較為緊密的事件發表言論，例如，警方執法、交通事故糾紛、明星行為等都是熱門評論區。事實上，輿論在微博上的表現也可以分為兩類，兩類表現都是緣起於微博平台的某一單個或聚合事件評論引發，最終通向現實生活。一方面，輿論產生積極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敦促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迅速解決問題;同時也會存在消極的一面，群體發言所產生的消極輿論會誤導個體言論，從而蒙蔽真相，形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一)網路輿論概述

輿論是社會中相當數量的人對於某一個特定話題所表達的具有個人觀點、態度的集合體。網路輿論也稱為網路輿情，網路輿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通過網路圍繞中介性社會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民眾對公共問題和社會管理者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信念和價值觀。1

(二)輿論在微博上的積極表現

正確的聚合輿論在促進社會和諧、保護個人安全和合法權益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許多微博案例也在佐證，這種正確的聚合輿論會使得原本發散的觀點變得統一，在對外輸出中能夠強有力地展現己方的意見和觀點，並增強社會影響力。

二、輿論的群體極化現象

(一)定義

關於群體極化概念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詹姆斯·斯托納在群體決策實驗中偶然發現並提出的“冒險轉移”：當一個群體在進行討論並作出決策時，如果大多數人傾向於保守，那麼結果是保守的會更保守;相反如果大多數人傾向於冒險，那麼經過討論之後的結果也就更加冒險。

(二)特徵

群體極化的煽動性與非理智特徵。當一個公眾事件發生後，群體內部的聚合言論往往受到內部個體用戶之間態度的碰撞、刺激或煽動而產生共鳴體，進而發酵形成煽動性的氛圍，產生輿論主場，導致群體的情緒相對比較極端。

三、輿論的群體極化現象形成的因素

一是個體缺乏思辨能力。首先，快節奏的生活方式、撲面而來的互聯網信息、“碎片化”的閱讀習慣使得人們只是停留在簡單地瀏覽信息，而非類似以往讀書那樣的“沉浸式”思考;其次，互聯網的言論自由性使得用戶在事件評論時幾乎不用考慮後果。

二是聚合輿論群體內部的高度認同化。微博作為一個社交平台是支持建立群組的，群組由與自己觀點相近或是相同的用戶構建，也就是說，這個封閉的環境處在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氛圍中。

四、微博輿論的規范建議

(一)引導提升微博用戶的媒介素養

在微博這個開放的平台上，一旦有人為了自身利益放出誘導性的信息，很多用戶往往會在先入為主的前提下聽信一方觀點，產生盲從。所以提升微博用戶的媒介素養是規范輿論群體極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需要微博平台引導用戶在事件真相明朗之前保持理性、冷靜，等待權威機構的相關通報，這也是避免事件出現翻轉的有效途徑之一。

(二)加強意見領袖的培養

意見領袖即微博大V或是影響力較大的官方微博用戶，在觀點不斷傳播和進化的每一個節點，他們的輿論表達也會不斷影響著事件的發展，所以政府和宣傳部門也應在微博平台上培養自己的意見領袖，在輿論出現偏頗時起到把控、穩定情緒的作用。

(三)權威機構及時發聲

輿論所引發的熱點事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信源和信宿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也就是說，事件的相關信息未能及時傳達到相關群體那裡導致的。公眾只能從只言片語的信息中自我拼湊出一個所謂的事實。

以上就是微博群體極化現象的一個優秀的開題答辯範文，小夥伴們可以仔細研究其中的內容，為自己的畢業論文尋找一些靈感，更多論文相關內容，請關注本平台，小編會做及時的整理與發布。

⑥ 如何在網路群體中規范自己的言行,盡量杜絕不良的被群體極化現象

我就說盡量避免，不要被群體極快的現象，就是不要人雲亦雲，也不要一步一吃，要自己的一個原則和觀點

⑦ 如何應對突發事件輿情

隨著網路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以互聯網、手機客戶端和網路電視為代表的 新媒體已經成為公眾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場域。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 IC）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我國 網民規模為8. 54億，全年新增網民2598萬，互聯網普及率達61.2%；手機網民規 模達8. 47億，全年新增手機網民2984萬；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由2018年年 底的98.6%提升至99. 1%0③這些數據表明，在網路新媒體技術的驅動下，網路信 息的不斷泛化與擴散，促使以校園突發事件為焦點的網路輿情在人與信息不斷交融 的環境中，可能產生遠超突發事件本身的社會漣漪效應。
網民的行為和情緒導向對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的走向會產生較強的連鎖反應。網民依據通過媒體報道和新媒體平台獲取有關校園突發事件的信息，經過個體 認知將事件信息進行加工，再藉助新媒體平台進行情緒和訴求表達，情緒表達往往 表現出非理性的特徵，容易受到負面信息的影響產生群體極化效應。網民群體中存 在不同身份、地位的利益相關者，如網路謠言製造者、虛假信息傳播者等，他們會 散播大量不實信息，使網民對事件本身的認知發生偏移。
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應對行為風險要素
對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進行有效處置的主導部門主要是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校園突發事件燃點低、爆點多，網民代入感強，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在輿情應 對過程中極易形成輿論「槽點」。教育主管部門的行為往往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在應對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時，其行為失當或應對態度不積 極，會快速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並攻擊的焦點，出現「對抗式解讀官方信息」的情況，容易引發次生輿情，增加輿情處置難度。

新媒體為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的演化提供了社會環境，同時促進了校園 突發事件網路輿情應對主體和公眾行為的改變。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認為，風險事件經過「信息傳播、制度結構和個體行為共同塑造了風險的社會感知，進而形成風險結果」①，風險的社會放大過程包括風險的信息擴散機制和風險的社會放大機制兩個方面的內容。②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演化過程較為復雜，依據生命周期理論， 可將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演化過程分為「醞釀階段一擴散階段一升級階段一衰退 階段」四個階段。③由於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演化的復雜性，結合基於生命周期理論的網路輿情演化的四個階段，在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的基礎上，可將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 情風險演化過程細分為四個推進機制，即輿情風險的生成機制、輿情風險的擴散機制、輿情風險的放大機制和輿情風險的效應機制。同時，基於風險識別的角度可將 校園突發事件輿情風險的演化分為兩個維度，即以校園突發事件本身為焦點的輿情 風險放大維度、由於公眾與網路輿情的交互作用而導致的風險效應維度。

校園突發事件爆發後，包括學校、媒體、政府在內的多元利益主體，通過對輿情風險的感知，把握校園突發事件的發展態勢°學校對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的態勢感知和應對行為，在整個輿情風險應對過程中至關重要，如果對網路輿情回應不及時，容易錯失治理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的最佳時機。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 情風險擴散的過程，也是多元利益主體互動的過程，釐清利益主體間的互動關系， 防止風險信息在非理性因素的驅動下不斷擴散，演變為新的輿情風險，需要構建校 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協同應對體系，實現信息共享，達成相互信任的默契，控 制謠言、虛假信息和負面信息的肆意傳播，阻斷風險放大的渠道。同時，應健全風 險溝通機制建設，引導公眾表達理性訴求，在新媒體的環境中，開拓多樣化的風險 溝通渠道，形成「家庭一學校一社會」多元協作的校園輿情協同應對體系。

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因素的聚集導致了輿情危機的產生，此時，如果不 釆取有效的輿情風險治理措施，將會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輿情危機。將彈性治理的 思維運用到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風險治理過程中，採取適當的風險干預措施，將 輿情風險控制在可控范圍之內，有助於快速化解階段性的輿情危機。彈性治理能夠 最大限度地減少校園突發事件網路輿情中利益相關者的沖突，有效遏制輿情危機。 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在校園突發事件輿情風險應對過程中，應主動與受害者及其家 人進行互動溝通，及時了解利益訴求，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方式將公眾所關心的真 相還原，修復信任機制。另外，注重培養學校輿情風險的意識，善於在輿情危機應 對中總結經驗教訓，也是彈性治理思維的核心體現。學校及政府部門應注重事後的 評估和學習，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修訂並完善校園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提高自己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和風險處置的能力。

⑧ 如何避免網路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

關心大家的學習進度和總體情況是怎麼樣的。

⑨ 多數人暴力的群體極化

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研究發現，網路對許多人而言，正是極端主義的溫床，因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網上輕易且頻繁地溝通，時間久了，就會讓人逐漸相信這個輿論場。有些人在群體意識下，往往走向極端，或者鑄成大錯並帶來混亂。
湖北網民「我是一個兵」坦言，隨著網路力量越來越大，加之現實訴訪渠道的高成本，以及確實存在的推諉「踢皮球」問題，一些「傷透了心的」上訪者轉向網路上訪，這樣一方面會引發網友關注的疊加效應，另一方面會把自我沉積多年的冤屈放大、引燃。特別是在發生「群體性事件」時，網路往往成為進一步加劇流言傳播的工具。如果政府部門沒有及時公布真相，其公信力將大為降低，隨之而來的網路群體極化問題則可能存在諸多不可預知和難以控制的因素。
分析網路群體極化現象形成的原因，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的一些新聞傳播學和法學專家認為，一方面，網路的匿名性使得一些人在個體身份模糊的狀態下沉浸於一種「法不責眾」的群體心理；另一方面，帶有「網路黑社會」性質的網路推手、網路打手或者網路「意見領袖」對網路事件推波助瀾，甚至控制網路事件使之朝著某個預定的軌道發展。
除此之外，推動網路群體極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某一網站所聚集的網民具有較大的同質性，從而獲得網路群體認同感。因為沒有人知道網路群體的確切規模，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傾向於把意見群體的力量誇大，從而完成自我肯定。並且這種自我肯定還會很快地復制，以致事實本身常常被淹沒於口水之中，導致情緒型輿論在網路中不斷擴張。比如楊佳襲警案，網路論壇中很少有對6位無辜警察的哀悼，相反，卻有很多人為殺人兇手叫好，甚至把楊佳稱為「大俠」。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多數人認為警察的生命同樣是寶貴的，楊佳襲警這種暴力維權是偏激的、傷害無辜的。但是當他們看見網路論壇中大多數網民在為楊佳叫好，理性的聲音卻遭到謾罵時，便選擇了沉默，把想要說的話都咽了回去。
北京陳默網路危機公關機構首席策略官陳默、社會心理學博士陳陽等人分析說，網路群體極化現象的「導火索」往往是同情弱勢群體、仇富仇官和憎惡貪污腐敗的混合心理。正確地看待和思考這些偏激言論，有助於執政黨在「網路問政」平台中把握社會民生導向、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時也能使網路起到社會情緒的「疏導器」和「減壓閥」作用。

⑩ 政府在應對群體性事件時如何加強危機傳播管理

網路群體性事件是網路社會政府面臨的新挑戰。本文在對網路群體性事件類型研究的基礎上，從多學科的視角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成因進行了解析，並且有針對性地從「更新危機傳播理念」、「完善危機管理組織」、「搭建網路對話平台」、「改進危機傳播策略」四個方面探討了如何完善網路群體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機傳播管理。

近年來，網路群體性事件呈明顯上升態勢，網路上「一呼百萬應」的現象屢見不鮮。互聯網、手機、即時聊天工具、博客、播客、BBS、微博客等新興傳播媒介在引導社會輿論方面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傳統的管理模式和公共溝通方式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求。能否適應網路時代信息傳播的特點，更新網路群體性事件中危機傳播管理的理念，有效提升輿論引導能力，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亦是衡量各級政府媒體應對能力的重要標准。
一、網路群體性事件的類型研究
概念的界定是類型研究的基礎，對網路群體性事件進行類型研究需要從概念角度對其內涵加以界定。網路群體性事件是群體性事件一種新的特殊形式，它伴隨著網路的出現、發展以及網路對現實影響力的加深而出現。依據不同的判斷准則，網路群體性事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網路群體性事件常具有反社會的特徵，它是指在一定社會背景下的網路群體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關目的，利用網路進行串聯、組織，進行政治訴求和干擾社會秩序的活動。廣義的網路群體性事件不一定具有反社會性，是指「網民群體圍繞某一主題、基於不同目的，以網路聚集的方式製造社會輿論、促發社會行動的傳播過程。」[1]
從網路群體性事件的表現形態來分析，單一的分析維度很難將所有的類型囊括其中，而且簡單化的分類方法不利於揭示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問題的解決。因此，筆者嘗試構建「四維分析模型架構」，從多維視角研究網路群體性事件的類型，並強化分析維度間的內在聯系，以期建立更加科學的分類標准體系，為政府解決網路群體性事件提供理論依據。
圖：網路群體性事件分類的「四維分析模型架構」（抱歉：圖示顯現不出來）

有無組織
有無矛盾基礎關
網路扮演何種角色
有無直接利益沖突

在圖示中，「有無矛盾基礎」、「有無組織」、「有無直接利益訴求」以及「網路扮演何種角色」四個因子影響著網路群體事件的生成與類別。這四個因子彼此聯系、相互制衡，共同發揮著作用，主要體現如下：
「有無矛盾基礎」是區分網路群體性事件類別性質的重要依據。從矛盾的性質來看，網路群體性事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無矛盾基礎的網路群體性事件和有矛盾基礎的網路群體性事件。對於無矛盾基礎的網路群體性事件而言，無論有無組織、有無直接利益訴求，自虛擬空間引發現實群體暴力性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如賈君鵬事件、「犀利哥」事件。對於有矛盾基礎的網路群體性事件，不論組織形式、表現形態如何，都會對現實社會造成較強的沖擊。危機傳播學者恩里克·克蘭特利將其歸入「分歧型」危機類別，而且指出該類群體性事件矛頭通常指向核心制度、主流價值觀或社會結構，挑戰現有秩序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因此威脅更大。[2]對於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網路群體性事件，政府在精力分配、傳播策略的設計、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進行區別對待，重點是對後者的管理。
對「有無組織」和「有無直接利益訴求」兩個維度進行綜合考量，可以得出網路群體性事件類別的主要外化形式：第一類是「有組織——有直接利益訴求」網路群體性事件；第二類是「有組織——無直接利益訴求」網路群體性事件；第三類是「無組織——有直接利益訴求」網路群體性事件；第四類是「無組織——無直接利益訴求」網路群體性事件。這種二元維度交叉的分類標准，對政府精確認知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形式大有裨益。
從目前的網路群體性事件來看，網路主要扮演著以下三種角色：群聚空間的提供者、組織串聯的工具、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根據網路「推動」與「引發」的雙重效能，我們可以看到網路群體性事件主要呈現出三種樣式：一是網路空間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有網路聚集熱議、網路召集簽名、網上集體祭奠等；二是以網路為中介的現實群體性事件，如抵制家樂福事件、7·5事件等，雖然利用了網路的傳播特性，但仍屬於傳統的聚眾行為；三是網內網外互動發生形式的群體性事件。在某種意義上，第三種樣式的網路群體性事件可以視為前兩種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綜合，網路的「引發」功能體現得更加明顯。
二、網路群體性事件的成因解析
在對網路群體性事件類型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我們還有必要對其成因做更加深入地分析。除了對網路群體性事件進行傳播學的解讀外，從現在的研究來看，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和處理主要還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一是將群體性事件作為突發公共危機的一種，強調政府的回應性與應急處理；[3]二是將群體事件歸咎於社會結構的失衡，主張通過緩解結構性緊張來協調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4]三是將群體性事件作為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認為其將隨著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逐步消失；[5]它們也分別代表了行政管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對這一現象的看法。
有學者試圖從交叉學科的角度確立更加宏觀的理論體系來解讀群體性事件，南京大學社會風險與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的童星與張海波整合危機管理和風險社會這兩大理論，提出了一個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即由風險社會到公共危機。前者基於風險理論，後者基於危機研究，前者是因，後者是果，二者之間具有實踐性因果關系，是一個動態的「連續統」（continuity）。採取風險與危機綜合分析框架理解群體性事件，他們認為「群體性突發事件並非只是事件，更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從社會風險到公共危機逐步演化的動態過程。社會風險具有累積性、動態性和非線性，管理的重點是控制社會風險的擴大」。[6]
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研究中更傾向於從「制度供給不足」的角度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成因進行解析。他們認為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盡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還在於群眾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其合理訴求的表達、反饋渠道不暢，長期得不到黨政部門的有效回應，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續累積。網路群體性事件雖然發生在網路之上，但是對其的理解需要從網下的現實層面進行探究，離開現實層面的制度供給則很難實現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解決。現階段，制度供給的缺失主要體現在社會協調機制的缺失、監督制度與行政制度的不完善、公民表達機制的不健全等方面。增強制度供給，破解網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乃是標本兼治之道。
三、網路群體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機傳播管理
在網路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中，筆者引入了危機傳播管理的概念。溝通，或者傳播（communication）是危機管理的核心問題，這是由危機傳播的如下屬性決定的：作為環境的傳播——一切危機線索皆在特定的傳播與輿論環境之下展開；作為手段的傳播——化解敵意、實現協同非倚重溝通而不可為；作為目的的傳播——危機場域之下的對話本身即具足人本之意。目前，各級政府也越來越重視溝通在危機管理中的作用，正如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郁建興所言:「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事件發生後，地方黨委負責人通過互聯網與網民進行坦誠交流，這是一個相當睿智的做法，不僅有利於疏導網路民意，而且還表明了中共作為執政黨的開放和自信。」[7]筆者將試圖從更新理念、完善組織、搭建平台、應對策略四個方面來探討如何完善網路群體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機傳播管理。
1、更新危機傳播理念，實現從「應對」到「管理」再到「治理」的範式變遷
在危機傳播管理研究的初期，研究的範式主要停留在「問題——解決」的應對層面，技巧性的研究是主體。荷蘭危機傳播學者烏里爾·羅森塔爾將公共危機的管理理念從「應對」推進到「管理」，可謂是一大進步。相對於應對，管理是一種制度化的行為。危機傳播學者胡百精對危機傳播管理也有其獨到的認識。他在其主編的《中國危機管理報告（2006）》中就提出了「危機傳播管理事實與價值模型的理論假設」。在理論假設中，他引入了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明細地勾畫出了危機管理系統的基本結構：作為實踐路徑的危機應對模式、作為行動框架的危機管理戰略、作為思想指南的危機發展觀。[8]這一結構具備明顯的內源性特徵和開放型特徵：它將危機管理嵌入科學發展觀、嵌入組織的戰略體系；同時對各種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和學科資源開放，以期實現轉危為安、化危為機之境。
無論是「應對」還是「管理」，從政府立場出發的單級思維缺陷仍無法避免。以網路和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所構建的傳播語境映示著真正「溝通」（communication）時代的到來。從「管理」到「治理」，政府面臨著時代的呼喚與要求。治理的主要任務不是進一步強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強調政府與民眾等多元力量的互動和溝通，尋求多元主體之間的平衡。這裡面有兩層涵義：一是權利的平衡，即保證政府主體之外的其他多元主體適度的政治表達與政治參與；二是義務的平衡，即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明確其他主體的義務和責任，培養其主動識別風險，消除風險意識，而不是被動地、撞擊式地對風險做出反應。
2、完善危機管理組織，發揮網路危機管理專業機構的核心作用
危機管理機構的設置。目前，我國各級政府普遍設立了突發事件應急委員會、應急協調指揮中心、應急辦公室等危機管理機構，並且在各類危機的應對中發揮了顯著作用。但是，在國家管理層面尚未成立專門的危機管理實體，以致危機下各部門共同出擊，出現推諉塞責、「山頭主義」和「應對不當」等情況，帶來了資源的巨大浪費。此外，各級政府應急管理體系雖然建立了大量的電子政務應用系統並作為決策系統的組成而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缺乏一個面向公眾的應急管理和輿論管理機構，尤其是沒有建立起與網路媒體相匹配的反應、互動、決策機構。我們呼籲及早成立國家層面的政府危機管理機構，下屬專設網路危機事務管理部門，加強對網路輿情的預警、監測和反饋，及時應對可能由從網上演進到現實的群體性事件。
危機管理團隊的組建。危機管理團隊管理規模和結構的確定，要堅持功能導向和資源導向相結合的原則。按照功能與資源的雙導向原則，一個合理的網路危機管理團隊主要應該由單位「一把手」及主管領導、網路危機傳播領域的專家、網路新聞發言人、網路信息技術方面的專業人才組成。單位「一把手」及主管領導進入團隊，有利於從全局做出決策，最大限度地配置和協調資源，使得危機管理計劃得以最堅決、最徹底的執行。網路危機傳播領域的專家主要發揮「智庫」的作用，他們能夠更專業地剖析各類網路群體性事件，並提供決策意見。此外他們還擁有權威、公正的第三方身份，有利於面對媒體和網民澄清事實、建立信任。網路新聞發言人在危機中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對話已經成為政府危機管理共識的今天，網路新聞發布的優勢更加明顯，政府不僅可以通過網路即時、主動、准確地發布權威信息，而且可以與網民形成良性互動，解疑釋惑，引導輿論。掌握尖端網路信息技術的專業人才則為網路輿情的預警、信息收集、趨勢分析及研判提供技術支持和保障。
運行模式的確立。當網路群體性事件等危機事件爆發後，危機管理團隊有一套相對完整的運行模式確保事件的順利解決。首先是掌控信息、靠前指揮。分管網路危機事務的領導需要迅速了解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相關信息，掌握各方反應。掌握全面、真實、有效的信息是危機管理決策的基本前提。對於可能或已經在現實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的網路群體性事件，主管領導還需靠前指揮，使現場處置和新聞發布兩個重要的工作系統同步進入應急工作狀態。其次是發布信息，先入為主，掌控主導權。信息發布除了「說真話、立即說」以外，在危機傳播渠道的開發與應用上要堅持三個原則：適切性，便於利益相關者接觸；立體化，便於信息全方位傳達；簡單化，減少中間環節，弱化傳播噪音。再次是合理處置，避免社會問題的非政治化。研究表明，很多突發公共事件，包括網路群體性事件，當事人的訴求都是地區性、行業性的利益問題。在處置的時候要注意「化解」，不輕率地將群體性事件定性為「敵我矛盾」，把社會壓力分解到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中去逐一解決。最後是實現恢復管理。當網路群體性事件得到控制後，危機管理團隊應通過持續性的努力，恢復與公眾、利益相關者的溝通關系與利益關系，重塑組織形象，並實現可能的再造與超越。
3、搭建網路對話平台，重構政府與網民對話的新機制
除了發揮網路危機管理專業機構的作用外，搭建網路對話平台，實現政府與網民的有效話語溝通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若要實現有效對話，首先應當做到兩點，一是要堅持信息公開。政府要嚴格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要求真誠公布信息，滿足並維護公民的知情權。當重要的網路群體性事件在發生之初，政府就應當通過各種渠道，將事實的現狀、真相、背景、處理的態度和方法公之於眾，避免「信息真空」狀況的出現。越來越多的案例已經證實，當刺激性的公共事務出現以後，政府在第一時間話語表達的缺失導致了信息通道的堵塞和輿論雜訊的干擾，輿論的畸變形態——謠言和流言更容易在網路空間得以放大和傳播，網路群體極化現象更容易形成，最終導致負面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出現。二是要避免政府官僚主義獨白式話語。哈貝馬斯曾指出，功能平穩的交互語言游戲必須建立在以下四個訴求的基礎之上：言語是可以理解的、它的內容是真實的、言說者在言說的時候是真誠的、對言說者而言加入言說行為是正確的。[9]政府在與公眾，尤其是網民進行溝通時，必須「俯下身子」，進行平等而真誠的對話和交流，避免「失語」、「妄語」甚至是錯誤言論的出現。
其次是要發揮政府門戶網站在對話和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政府門戶網站作為政府在互聯網上發布政務信息、提供網上服務、集納社情民意、接受公眾監督的官方網站，同時也是政府開展危機管理的新平台和輿論陣地，具有任何媒體都無法替代的作用。從統計的情況來看，我國省、市、縣政府網站的總體擁有率已達86%。但從政府網站的功能和內容、群眾的認可度來看，政府網站整體水平不高。一些地方政府網站仍是按辦傳統媒體的思路辦網站，網站的功能基本局限在信息提供的層次，對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不能及時跟進，缺乏參與互動，最有網路特色的交流性沒有體現出來。因此，網民在心理上與政府網站仍有較大距離。政府網站要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就應切實樹立以公眾為中心的服務理念，進一步推進政府上網工程建設，完善電子政務的服務功能；借用傳統媒體優勢，做好政府網站的推介和宣傳工作；借鑒商業網站模式，對網站、網頁的內容和形式進行適度創新和及時更新，增強政府與公民互動，提高網民對政府網站的認可度和支持度。
4、改進危機傳播策略，增強政府應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危機信息發布做到「速報事實、慎報原因、滾動更新、有效承諾」。在危機的告知領域，英國危機管理專家羅傑斯的3T原則，即主動告知（Tell your own tale）、全部告知（Tell it all）和迅速告知（Tell it fast），已經深入人心。[10]筆者認為，基於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突發性、變異性以及復雜性的考量，政府在進行危機信息的發布時需要做到速報事實、慎報原因、滾動更新、有效承諾。速報事實主要是破解新媒體時代的時間壓力。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就提出了處置突發事件的「黃金4小時法則」，即在事發4小時內發布權威消息，主導輿論是平息事件的關鍵。「『4小時』是考慮了需要釐清事實真相、政府各部門協調工作和完成信息披露文書所花時間所得。」[11]慎報原因主要是為政府組織力量調查真相爭取時間，避免錯誤發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滾動更新強調信息的跟進發布，動態地展現事件原貌，貫穿了政府與民意的互動。承諾是危機告知中一個必然卻又特殊的組成部分，同時作為一種話語、姿態和行動而存在。有效承諾是指政府在信息發布時的承諾必須是可履行、可兌現的。從傳播學上來看，有效承諾意味著對話者之間共通意義空間的維系，是基於危機現實，實事求是的態度。
把握網路群體性事件中的關鍵環節，設置議程引導輿論走向。在網路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形成過程中，在內部規律和外部條件的支配下，存在某些關鍵性的環節，該環節對整個事件的發生機理、發展趨勢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判斷，進行決策。以雲南「躲貓貓」事件為例，處置中的關鍵環節就是雲南省委宣傳部的《關於參與調查「躲貓貓」輿論事件真相的公告》，這一環節的意義就在於表明了政府對處置此次事件的真誠態度，使公眾看到政府對「拖、堵、壓、刪」老模式的改變，贏得了利益相關人和網路輿論的寬容和理解。此外，政府還必須認識到關鍵環節並非一點，在事件的潛伏期、初發期、發展期、消弭期都可能存在關鍵環節，需要積極設置議題進行引導。在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故中，政府在事件爆發的初期主要回應了網路輿論對人員傷亡情況迫切知情的訴求，縮小了謠言衍生的空間，確立了權威信源形象；在發展期，政府及時回應了公交車起火原因、駕駛員如何作為以及責任認定這三個公眾輿論的重大質疑並初步完成責任的認定，輿論引導初見成效。在事件的消弭期，政府將公眾的視線轉移到對案件的定性以及如何對城市公交改造進行建言上。把握關鍵環節、動態引導話題走向是今後政府在應對網路輿論時需要著重修煉的內功。
挖掘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力，推進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互動。有學者曾提出網路新聞傳播產生的社會影響力是一個「二級傳播」模式，即「網路媒體報道——傳統媒體積極應和——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力大；網路媒體報道——傳統媒體沒有應和——社會關注度低，影響力小。」[12]在這里，主要強調和突出的是傳統媒體對網路議題的影響。傳統媒體憑借專業信譽和雄厚的組織資源，可以對網路群體性事件進行深入挖掘和采訪，調查事實真相。政府應當借力而上，利用傳統媒體的優勢，使政府主導的真實信息傳播得到不斷加強，引導民間輿論場的意見表達逐漸趨於理性，並與官方輿論場逐漸對接，從而做到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有效引導。此外，政府還應著力推進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互動，從社會輿論多層次的實際出發，把握媒體分眾化、對象化的新趨勢，樹立開放融合、競爭合作的新理念，實現二者的互動，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自2009年11月起，人民日報「人民時評」專欄、中國青年報「法制社會」版和「冰點」專刊、中央電視台「新聞1+1」欄目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聯手，在天涯社區開設「主流媒體」頻道，轉帖傳統主流媒體的報道和評論，這是體制內媒體深入網路社區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聲音、與網民對話的一次集體嘗試。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互作用機制的不斷完善，必將大大增強二者的合力，實現政府輿論引導效果的最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