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賽場上有網路信號么

㈠ 為什麼中超賽場上抽筋的情況比國外賽場上多很多呢

在足球比賽中，拖延比賽時間的策略是使用假傷或抽筋和躺在地上等動作，其實這種戰術在足球場上很常見，通常出現在達到自己目標的一側，如打平或領先。我認為的話應該是以下的原因， 首先為了拖延比賽時間，其次體力不支了，最後商量比賽的戰術。

通常，比賽只剩下2分鍾，球員他都會將球踢出邊界，這時，有人就應該會去撿球，他悠閑地走到邊界去撿球並發球，這其實似乎沒什麼問題，但事實上，現場工作人員已經把備用球放在了場地的一側，他們只需要拿著備用球發球，根本不需要自己撿球，所以他在這次撿球的時候前後延遲了大約一分鍾，在90分鍾內只剩下幾十秒，成功延遲一段時間，所以團隊的獲勝概率增加了幾分。

關於為什麼中超賽場上抽筋的情況比國外賽場上多很多呢的問題，今天就解釋到這里。

㈡ 中甲球員和中超球員有哪些方面差距

你好朋友，好的球員表現出來的是技術，體能，意識，紀律等等方面具有優勢。

中甲球員和中超球員的差距也就體現在這幾方面。

當然了，也有個別中甲球員個人技術出色，但是還有其他方面的短板限制了他的發展。

㈢ 中國足球存在最大的問題

體制和監督

以2004年10月2日北京國安俱樂部足球隊的客場罷賽事件為序幕，以10月17日大連實德俱樂部董事長徐明發表有關改革中國足球管理模式、成立中國足球職業俱樂部聯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盟公司）為開端，近期由部分中超俱樂部的「足球投資人」發起的被部分媒體冠以「中國足球革命」的2004年中國足球超級聯賽風波最終以中國足協滿足「革命者」的部分訴求——2004年度中超聯賽 「暫停降級」、先後向俱樂部公布本年度中超聯賽預算和決算方案以及成立深化改革中超聯賽體制的小組——來交換到「革命者」對中國足協擁有依法依章管理中國足球的權力和擁有各類國家級足球競賽所產生的財產權的暫時承認和尊重而暫告平息，聯賽繼續進行了。但是，風波並沒有完，隨著11月11日中國足協成立「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組」和「會員協會深化改革工作小組」,並制定了具體的改革日程表，有關中國足球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盡管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的波瀾稱不上壯闊，但卻折射出一些令人深思的問題，甚至可以說，這些問題就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縮影。從法律角度看，足球界長期難以解決的比賽腐敗、裁判「黑哨」等徇私枉「章」問題與社會其他方面存在的腐敗現象、司法體系信任危機實乃同出一轍。不過本文主要就這次風波所引發的部分俱樂部與中國足協在深化中國足球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所涉法律問題上的歧見展開分析，以社會法暨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為中國足球經營管理體制的創新提供基本理念和具體法律工具的支持。

在現代資本力量無孔不入的大背景下，體育早已開始產業化、社會化了。在以經濟為精神特質的20世紀，資本侵入了所有領域——慈善領域和文化、體育、醫療等領域。20世紀晚期第三域非營利組織勃興：一方面，大批自主的私人組織，不再熱衷於為其股東或經理孜孜逐利，而是致力於國家正式機制以外的公共目標，營利性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繼續分化（二者的區分不在於是否從事經營，而在於是否以向投資人分配經營利潤為其設立宗旨）；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二者的融合，人們已經很難區分它們的界限（因為非營利性組織也利用營利性組織的運作方式從事經營，營利性組織也被提出了負有社會責任）。因此，如果歐洲某一國家的足球協會既具有管理職能又從事足球產業的經營並不會讓人吃驚。2004年發生的中超風波是營利性組織、非營利性組織以及政府組織之間在中超聯賽自治方面的競爭與合作問題在中國難得一遇的典型、鮮活且集中的表現。這裡面涉及到第三域的非營利組織——中國足協、球迷協會，又涉及到私域的營利性組織——俱樂部及其投資人、贊助商、電視轉播商，還涉及到公域的公權力組織——國家體育總局。中超俱樂部投資人挑戰中國足協，向其提出分享和行使中超聯賽的財產權、經營權、管理權、監督權的要求，並以罷賽、延遲今年剩餘比賽為武器。俱樂部及其投資人通過召開「投資人聯席會議」並以各種名義充分表達了資本的逐利和話語權訴求。中國足協通過召開中國足協執委會堅決維護其對聯賽的管理權和財產權。盡管沖突雙方聲稱的目標是一致的——解決足球聯賽中的種種問題，搞好中國足球，但是它們的具體看法卻並不一致。社會自治兩個重要領域——營利的私域與非營利的第三域——中的組織的分化與融合，以及它們與政府組織之間的分化與融合，在中國足球領域表現極為突出，而且該風波所提出的問題也是典型的社會自治領域的競爭與合作問題。這種法人團體要求自治的變革最終會促進社會立法和經濟立法，並促進相應司法能力的提高。

社會法暨經濟法是傳統的公法和私法不能妥善解決現代社會日益復雜的多元、多層次利益交叉融合和矛盾沖突而出現的新興法律部門，它以具體領域的社會公眾的利益為基準，協調「社會權力」之間和「社會權力」與公權力、具體領域的公眾之間的沖突。但是，社會法暨經濟法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還是個不為人所熟知、所充分理解的新生事物。社會法暨經濟法的發揮作用既取決於公權力的自我限制和革新，也取決於自治組織的力量，沒有均衡的力量匹配很難讓法制變革發生，即使通過移植或者根據理性至上的精英意識制定了相應的法律，也很難讓其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2004年中國足球超級聯賽風波為社會法暨經濟法學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也是以社會法暨經濟法理論來武裝參與變革的各種力量並促進變革和平、有序實現的良機。

國家級的足球聯賽在西方發達國家是典型的社會生活的自治領域，在當代中國它還需要逐漸從政府的主導和支配中解脫出來從而演化為另外一種更具有時代適應性的面目——在公權力的支持下，實現營利性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這場風波就是中國足球經營管理體制變革中必然發生的要求重新界定各方權益集中而激烈的表現。可喜的是，盡管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沖突雙方都拿出了法律武器。在和平條件下，利益直接表現為法律上的權利，因此雙方爭議的焦點也集中在法律問題上。

一、中超聯賽的財產權利問題

變革首先遇到的就是聯賽財產的所有權問題。因為與美國、歐洲等國聯賽的產權運作尤其是啟動機制完全不同，中國足球聯賽的產權人並非是徐明等俱樂部的「投資人」，也不是中國足協這一半官方半民間的非營利法人社團（它只是聯賽產權所有者代表的委託代理人），其產權人是「全民」，即聯賽財產是國有資產。從1992年啟動中國足球改革並在1994年將專業化足球改革為職業化足球之後，中國足球的國家級聯賽開始了社會化和市場化的運作。但是，除了俱樂部自己對球隊的投入之外，整個聯賽的組織工作（中國足協及其地方協會來承擔的）和初始投資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鑒於全民財產無法由全民直接行使所有權，所以聯賽產權的直接代表是國務院下屬的國家體育總局。俱樂部的會費、贊助商之贊助都是聯賽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對價。故而徐明等所代表的俱樂部投資人對聯賽財產權提出所有權的要求是難以成立的，而中國足協執委會在2004年10月26日會議中的決議中提出「中國足協是競賽所產生的所有權的最初擁有者」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只是所有者（全民）代表（國家體育總局）的委託代理人，而非產權人，甚至產權代表也不是。因此，在2004年中超風波中提出財產權要求的雙方都缺乏法律依據。聯賽的所有權人（全民）如果決定將其民營化則需要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程序下進行決策並合理估價，在有關法人團體支付了合理對價後取得該項財產權。聯賽所有權人如果決定繼續維持國有公營的現狀，則可以繼續由所有權代表（國家體育總局）委託中國足協這一非營利法人團體經營聯賽。但是，按照20世紀末期開始的第三域團體革命和重塑政府運動所代表的潮流和趨勢來看，中超聯賽需要逐漸從全民所有通過公正程序變成第三域的團體（中國足協）所有或者私域的團體（中超聯盟公司）所有。從這種意義上來講，俱樂部和中國足協提出所有權要求都代表了時代的要求，但是它們都需要支付合理對價並承擔社會責任——譬如從聯賽收入中抽取一定費用設立基金，以支付各級國家隊的訓練、比賽費用和用於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無論是國有公營還是部分或者完全的民營化都需要嚴格界定產權，以產權為該聯賽運作的基礎。須注意的是，聯賽的財產權與俱樂部的財產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以混淆。「俱樂部的投資人」是不能通過偷換概念而變成聯賽的投資人，更不能據此佔有國家財產，否則就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2003年版的《國際足聯章程》第71條第1款規定，「國際足聯、其會員協會以及各洲際足聯為由其管轄的各項賽事和競賽所產生的所有權利的最初所有者，且不受任何內容，時間，地點和法律的限制。這些權利包括各種財務權利，視聽和廣播錄制，復制和播放版權，多媒體版權，市場開發和推廣權利以及無形資產權如徽章和版權。」中超聯賽作為中國足協管轄的賽事，其各種財務權利、視聽和廣播錄制、復制和播放版權、多媒體版權、市場開發和推廣權利以及無形資產權如徽章和版權都應當在名義上由中國足協最初擁有。這與體育總局授權中國足協行使聯賽的財產權利是相一致的，但是需要強調的是中超聯賽的財產權在沒有民營化之前仍然屬於國有資產。

變革中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自治的有效性問題。中國足球經營管理體制的變革是適應世界潮流和中國體制轉型的需要而逐步展開的。1994年創立職業聯賽就是逐漸使原先的專業隊由依附政府轉為市場主體，足球事業的投入也由國家承擔轉為依靠市場化運作，多渠道增加投入。另外，職業聯賽也逐步將賽區的管理、組織工作由政府牽頭的賽區委員會承擔轉為由實體化的各地方協會承擔。2004年成立中超聯賽的初衷也在於進一步通過改變聯賽的經營管理體制提高中國足球水平。按照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的話講，中超聯賽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管理體制——在中國足協的領導下，以中超委員會為主導，以中超俱樂部為主要成員，以中超的章程為基本依據，民主協商，民主決策的管理體制。這些年的足球經營管理體制的變革其實就是逐漸將官辦的足球事業社會化、市場化，促進足球領域的社會自治。但是，自治的有效性取決於多種因素。

首先，自治的有效性依賴於法人團體間協調機制的靈活高效，而現行的自治機制中缺少俱樂部對中國足協制約和監督的法律渠道，俱樂部的意見很難影響足協的決策。成立中超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制定《中超聯賽章程》和成立中超委員會，在足協和俱樂部之間建立對話的平台和制約的機制，但是實踐證明它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固然與足協專制的官僚作風有關，也與俱樂部和足協在中超聯賽中的財產權、經營權、管理權和監督權劃分不清楚有關。在現行體制下，中國足協作為聯賽財產權所有者代表的委託代理人是經營聯賽的主導者，但是俱樂部作為聯賽的生產者之一應當分得相應的利益，這種利益的基本部分甚至應當是固定的，經營不善的風險應當由中國足協承擔而不能由俱樂部承擔。在民營化之後，經營風險應當由承接聯賽財產權的組織（譬如徐明等提出的聯盟公司）承擔，中國足協則取得固定收入，並以此收入經營國家隊和培養青少年足球人才。由於中超的財產權和經營權不清楚，所以其自治機制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因此，改革或者明確現有的產權以及明確相應的風險負擔是中超自治機制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否則還將是一本糊塗賬，無法調動自治團體中各方的積極性和責任感。另外，聯賽財產權和經營權的明確界定需要通過自治團體中的各方協商解決並需要取得體育總局的支持，這與《國際足聯章程》第71條第2款的規定也是吻合的。該條款規定，協會執委會應決定如何使用這些權利以及權利的內容並就此制定特別的規程。執委會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獨自使用此權利或同第三方合作或完全通過第三方來行使這些權利。因此，通過成立中超聯盟公司的方式運作中超聯賽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礙，但是它需要相應的協商機制和法律制度安排。

其次，自治的有效性依賴於消費者和生產者對聯賽的監督制約。球迷協會、球員工會、裁判員團體以及贊助商都可以以某種方式向自治的足球法人團體（無論是中國足協還是聯盟公司）施加壓力，它們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表達呼聲，也可以用腳投票——離開中超聯賽。在這次風波中頗為遺憾的是中國球迷的表現相對消極。中國足球聯賽的發展促成了眾多足球球迷協會的成立，但是這些球迷協會在事關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沒有發出什麼有力的聲音。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難能可貴的亮點。中超常委會開會前北京球迷協會的球迷代表在會場外發放傳單、接受采訪。在他們分發的題為「尊重球迷權益、凈化賽場環境」的宣傳單中，提出「採取球迷聽證制度、尊重球迷利益」的要求。其中還有一球迷執著地舉著「要求旁聽會議」牌子，並不時呼喊要求旁聽會議的口號。另據報道，上海、青島、武漢、南京、天津五地球迷俱樂部所組成的中國球迷聯盟聯合在新浪網向中國足協發出公開信，並針對中國足球的改革提出加大足球產業市場化改革力度、建立規范的聯賽管理體制、讓球迷參與關鍵決策、保護球迷權益、發展球迷團體、規范各俱樂部票務市場等六點意見。這是民間自治力量監督作用的發揮，但是相對龐大的球迷組織而言實在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見，中國民間自治力量的表達能力和表達慾望還較為有限。盡管後來中國足協召開了球迷座談會，盡管變革中沖突的雙方都把球迷利益放在他們高舉的大旗之上，但是球迷對變革的直接推動作用很小。既然不能對足球經營管理體制的變革發揮什麼直接作用，那就乾脆什麼也不說，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再現。

再次，自治的有效性還依賴於媒體的監督。媒體公開透明的及時報道和有關轉播權的談判是有力的制約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自治、自律機制的形成。在這次風波中需要贊揚的是媒體。中國大陸的足球新聞至少具備相對的「新聞自由」，每一個關心中國足球的人都不難從近期傳媒的自由報道中得到整個事件的具體情況甚至細節，都不難從傳統的大眾傳媒和新型的電子網路上得到各色人等對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風波的種種評論。有人贊同並支持徐明等「革命者」的「革命行為」，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僅是要推動中國足球管理體制邁向完全市場化，而且這種超越足球領域的「憲政中典型的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可能會促進中國民主的發展；有人反對並質疑徐明等 「革命者」資格和動機；還有一些傳媒和球迷雖然早就對中國足協的專制無能不滿，但傾向於認為徐明等人的「大亨革命」不過是場分肥鬧劇，或者說是打著「全面市場化」、「誰投資、誰收益、誰享有」旗號行侵吞人民資產之實的「掠奪陰謀」的適時實施。總之，媒體給予該事件極大的熱情和關注，作了充分、自由的報道、評論，各種不同的聲音都得到了充分表達，提供了中國公民社會自治機制形成所必需的機會和平台。

最後，自治的有效性還依賴於國家體育總局重新定位和審視自己的職能。在這次風波中，無論體育總局的領導是如何幕後指導足協工作的，但是它始終沒有公開出面干預足協的自治，嚴格遵守了《體育法》第31條的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不過，中國足協的高層官員仍然由體育總局任命的做法充分說明了足協還是有強烈官方色彩的半官方組織。這也是自治機制難以有效實現的瓶頸，而這也是與《國際足聯章程》的規定相悖的。該章程第17條第1款規定，「會員協會的機構只能通過本協會內的選舉或任命產生。協會必須在各自的章程中規定選舉的程序以保證選舉和任命的完全獨立性。」如果不按照上述程序產生會員協會機構，國際足聯是不承認的，即使是過渡性質的也不允許。因此，進一步的改革可能還需要改革足協本身，改革體育總局和足協之間的關系，促進政事分開。這也是公權力組織和社會自治組織之間在當代分化融合的需要。

依法處理國家與法人團體間的分工合作關系，並有效保障法人團體的獨立法律地位，是團體自治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果不能保障團體的民間自治性，國家侵入或者抑制團體太多，必將重現羅馬帝國末期、中世紀末期、20世紀中期西方社會法人團體萎縮、作用減退以及社會失去活力的現象。只有在團體自治以及團體與公權力組織合理分工與分離的時期，才有團體的勃興和社會生活充滿活力的局面。因此，確定團體與國家有關機構——登記管理機關和專業管理部門——之間的不同法律地位和職能范圍的立法非常重要。這種分離與分工在西方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在中國則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自治並非是擺脫管制，重塑政府運動中的管製革新潮流也並非是不要管制，而是自治與管制關系的重構。管制是為了進一步擴充自治，在這里，政府管製革新與競爭自治是「一幣之兩面」，它們並非是排斥關系，而是一種融合並相互擴張的關系。

在中超聯賽中，公域、私域與第三域的界限是極端模糊的。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充分的協商、協調和合作，也需要充分的競爭制約機制，更需要法律來規范、保障。因此，在新世紀的自治浪潮中，社會學所謂的規范飢渴並未減少，反而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跨越公、私兩域甚至第三域的社會法暨經濟法的勃興。社會法暨經濟法秉持其社會本位思想，是協調社團自治和政府管制之間沖突的有力工具。

變革中遇到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法人團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問題。根據1998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現行社會團體的管理體制採取了兩種限制競爭的措施：第一，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會團體的，一般不許設立新的社會團體；第二，限制社會團體從事跨登記管理區域的活動，條例中社會團體名稱的地域性要求、禁止設立地域性分支機構、章程中須明確規定本社團的活動區域等規定都是其體現。雖然並非對所有的社會團體都需要上述地域單一性限制，但為了保障競爭的有序性，對某些團體進行上述法律限制是合理的。這在體育領域則最為典型。《體育法》第31條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第40條規定，全國性的單項體育協會管理該項運動的普及與提高工作，代表中國參加相應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就中國足球協會來說，根據2003年由會員大會通過並依法登記的《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2條規定，中國足球協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足球運動的單位和個人自願結成的唯一的全國性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法人。中國足球協會是唯一代表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的國際足球聯合會會員和亞洲足球聯合會會員。類似中國足球協會的地域單一性要求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是大量存在的，這種團體的地域單一性不是通過競爭形成的，而是通過法律取得壟斷地位的。如果中國足協經營管理不好，中國的俱樂部和球迷（消費者）也無從選擇支持另外一個社會團體。在西方可以通過選舉更換無能的管理層，但中國足協的管理層是通過非完全民主的方式產生的。因此，對此種通過法律授權而取得地域壟斷性的社會團體雖然在其產生初期需要政府主管機關進行嚴格的監管，但是最終還是應當通過逐漸推進依法自治來解決問題。

聯賽財產權通過合法程序轉移到中國足協手中還是俱樂部成立的聯盟公司手中，都無法排除中國足協的管理權。中國足協無論以現在的半官方身份，還是完全自治之後成為徹底的民間組織，都具有管理、監督聯賽的職能。這就涉及到營利的俱樂部之間以及它們與非營利的足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如何規范的問題。無論是採取中國足協以其擁有財產權、經營權、監管權從而主導各俱樂部之間的合作協調的機制，還是採取俱樂部通過聯盟公司取得財產權而主導參加聯賽的各俱樂部之間的合作協調的機制，合作協調的機制都是經營聯賽所必需的，但是它們都不得違反反壟斷法的要求，不得利用壟斷地位或者優勢地位掠奪聯賽消費者——贊助商、媒體、球迷——的利益，也不得利用其擁有的「社會權力」壓榨勞動者——球員和裁判員——的利益。2004年中國足球聯賽風波中出現的罷賽行為，威脅無限期停賽行為以及操縱比賽結果和追打裁判的行為，實際上都是既不顧消費者利益也不顧勞動者利益的行為（雖然其中可能有「黑哨」問題所迫，對「黑哨」問題必須有一個為所有各方公認的符合足球比賽規則的解決方法）。在中超聯賽中，每個俱樂部球隊都是壟斷集團的成員，它們之間的部分或者全部成員的任何形式的卡特爾協議行為或者協調一致行為或者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或者相互持股、關聯形成任何意義上的兩個俱樂部的結合，都是違反反壟斷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的。在歐盟，足球協會和成員國的足球協會操縱比賽門票價格的行為是可能遭到競爭法執法部門的審查的，價格要由市場決定而非由一個壟斷的同業公會決定。

因此，《國際足聯章程》第18條第2款規定，「各會員協會應確保所屬俱樂部就任何同會員資格有關的事務的決定權，不受外部機構影響且不論其採取何種法人結構。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比賽的完整和競爭性受到威脅，會員協會都應確保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控股公司和子公司）不得同時控制一家以上的俱樂部。」該條款的宗旨在於保持聯賽的競爭性，從而提出了聯賽的反壟斷要求。所以，反壟斷是中國足協的一個重要職能。

實際上，《國際足聯章程》第72條規定的「國際足聯、其會員協會以及各洲際足聯有權對其各自管轄范圍內的足球比賽和賽事的圖象、聲音和其他數據傳輸方式的發行進行獨家授權、且不受內容，時間，地點和技術和法律方面的限制」僅僅是說協會有對賽事轉播進行獨家授權的權利，這種獨家授權本身不受法律限制，但是協會如果濫用其壟斷地位或者優勢地位損害下游企業（轉播商）和消費者的利益還是要受反壟斷法規制的。

法人團體之間提供社會服務的競爭和為提供服務而展開的吸取資金（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社會捐助、適當付費所得等）的競爭是需要相應的維護公平競爭的法律規范來保障的。因此，聯賽的升降級是「為贏得更高一個層次的市場而競爭」的重要制度。所以，足協取消暫停2004年中超的升降級是暫時取消競爭，正當理由不足，只是一種無原則的妥協。而且這種妥協是在實際解除了盛傳屬於「革命者」領袖徐明的「實德系」的四川冠城降級之虞的情況下，這就更使人們難免產生中國足協無能和無原則的印象。

變革中遇到的第四個問題是司法的最終保障問題。聯賽中的「賭球」、「假球」、「黑哨」等違法問題必須嚴肅處理、狠狠打擊，不然其他問題都無法解決，這就需要司法的深度介入。而足球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所有權保障、社團之間協調機制的形成和有效運作、競爭與合作的規范等也需要司法的最終保障。司法為自治團體在內部與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爭議解決提供了權威性的裁決機制，為各方依法依章維護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個公正的場所與程序保障。但中國目前現有的司法體制可能還難以對此提供完善的保障機制。所以，司法體制的改革、完善、提高是社會法暨經濟法發揮其社會正義性的基礎，因為復雜、模糊、高級的法律需要更高素質的法官和更高水平的司法體制。

私域法人團體所謂的私法自治行為是建立在當事人的利益和力量較量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基礎之上，所以民商法的司法保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具有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的痕跡，無論是其意思表示行為本身還是向法院進行相應的說服工作，甚至最終的司法強制性。社會法暨經濟法則建立在對法人團體自治規范充分尊重的基礎之上，以遏制社會權力暨市場權力的「惡」，並促進弱者合作、爭取發展機會為目標准則。在社會自治領域既分化又融合的情況下，司法審查已經不可能嚴格區分二者的行為差異，而是統一進行司法審查，但在具體事項上則運用不同的理念來適用法律。

正像塗爾干在19世紀末期所指出的，「雖說法人團體並不是公眾關注的惟一問題，但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對其他問題的討論都依賴於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如果我們不去創建新型法制所必需的團體，就無法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法制變革運動。因此，要是我們現在就想制定出詳細的法律，那確實是徒勞無功的事情。」因此，中國2004年的中超風波所帶來的團體變革也必然帶來新的法制變革，必然給現有的立法和司法提出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從多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㈣ 北京國安隊和天津泰達隊為什麼有矛盾呀

恩怨直接原因

「這事兒我從正面說，天津球迷會罵我。從反面說，北京球迷會罵我。我想王文也跟我一樣面臨這樣的壓力。」天津球迷協會會長王津洲對談論京津兩地球迷之間的矛盾顯得有些顧忌。因為之前有家網站在首頁上有一篇文章《天津球迷向北京球迷示好》，結果王津洲被天津球迷罵了，同時也沒從北京球迷那裡得到什麼好反饋。兩地球迷把互聯網當成第二看台，雖然各方盡量從正面引導球迷，希望緩解矛盾，但在網上相互謾罵與攻擊似乎並沒有因此緩和，反而逐步升級。目前，京津兩地球迷的矛盾已經成為一個危險的火葯桶，隨時可能點燃不可預知的後果。

京津兩地球迷組織關系一直很好，王津洲說：「前幾天王文給我准備了兩張國際米蘭與拉齊奧隊比賽的票，我實在沒時間去，因為周末泰達有主場比賽。」但兩地球迷在看台上並沒有表示出這樣的友好。

王津洲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甲A聯賽比現在還火，我們到北京，打出『向北京球迷致敬』；北京球迷到天津，打出『天津球迷你好』這樣的標語。那時候在現場的對立情緒不像現在這么濃，注意力主要還是在球場。現在跟比賽關系不大了，直接是看台上的較勁。以前京津球迷是三角關系，現在就是球迷對球迷。以前一支球隊輸了，發泄下情緒，1995年北京球迷大巴在天津被砸過，2000年天津大巴在北京也被砸過，那時候媒體報道的也不多。炒得不像現在這樣過，結果加深了兩地球迷之間的恩怨。我認為最直接的原因是網路，在網上直接對攻，不光是在一年的兩次碰撞上，而是每天在網上。上一輪陶偉有一個蹬踏動作，這新聞一報，雙方就開始對罵。」

北京球迷協會會長王文說：「10年前、5年前網路還沒這么發達，沒人組織，現在組織個小論壇網上就開戰，而且沒有什麼限制，所以今年國安主場對天津就出現這個問題。比賽前網上兩地球迷已經是戰爭狀態了，而且北京確實有個別球迷在網上跟天津球迷說『來了有去無回』，天津球迷說『來了專打綠毛龜』，網上已經把火點起來，導致這場比賽出現這么多事情。」

北京、天津球迷的恩怨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在近幾年愈演愈烈？王文回憶說：「我應該是最直接的見證人，這應該追溯到『甲A』年代，從1994年開始出現了球迷相互間異地觀賽的情況，一直到現在。每年國安主場對天津的比賽，都會有天津球迷過來看球。天津主場也會有北京球迷去。職業聯賽這么多年，北京和天津幾乎一直在同一級別的聯賽中，相遇的機會就多；另外球迷之間的交流應該是最多的，雖然不一定是最良好的，但交往機會最多。我印象里，從1994年到20 09年，每年國安主場對天津，和天津主場對國安的比賽，都有客隊球迷到現場的。首先是北京和天津距離比較近，另外兩地足球有很多淵源。包括職業聯賽以前，那時候是賽會制，北京和天津就比較較勁，延續這么多年了。而且球迷之間也存在這些問題，只要是國安主場對天津，和天津主場對國安的比賽，都是一年聯賽中上座率最高的比賽之一，這不一定是兩支球隊水平的較量，而是覺得有樂子。天津也一樣。從1995年我們第一次大規模組織北京球迷到天津看球開始，十幾年組織了若干次，有組織、成規模的至少三五百人以上，應該不下七八次。給我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我們組織了2000多球迷開著4 0輛大巴車浩浩盪盪去天津，那場比賽國安客場4比1贏了天津，球迷在看台上對抗也比較激烈，導致了那一年北京和天津球迷之間正式結下樑子。當時我們的大巴、國安隊員的大巴從場子里出不來，憋了3小時，結果當地調動武警、警察才解救出來，一路上也是遭受到一些襲擊，天津路窄小巷多，有球迷從胡同里頭扔磚頭的，砸傷了不少人、砸壞不少車。第二年，國安主場從先農壇搬到工體，出現了施連志飛腳踹高峰這個情節，兩地球迷之間的梁子又延續了或者加深了。」

王津洲說：「很多地方的球迷在攻擊北京球迷時，從來不喊『北京傻×』，一直都是喊『國安傻×』，可是北京球迷在攻擊別的地方球迷的時候，都用了當地城市名字。我們的球迷文化跟國外不一樣，他們的注意力還是在現場，我們這兒是上升到城市。前兩輪我還跟天津球迷說，我們不要罵北京，他們罵天津是因為『天津』兩個字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們跟北京都有關系，因為你出國，人家知道你的首都在北京。但現在北京球迷的挑釁太過了，從來不喊泰達，從來都罵天津。」

王文說：「異地觀球的球迷一定要有挨罵受氣的思想准備，畢竟不是你的主場，不是你的家鄉，到人家的地方去，多少得慫著點兒。從這些年的足球發展的整體趨勢，包括球迷這么多年一步步走過來的狀況看，有些賽場出現的情況不是很正常。也不能說反映了地域文化和兩地球迷之間的賽場的文化交鋒，有些觀眾是用過於敵意的態度對待客場球迷。另外在表達方式上，越來越趨於野蠻、不理智，包括北京球迷。」

非理性狂熱

北京是較早組織異地觀球的城市之一，從1995年開始，北京球迷協會幾乎是動用海陸空交通工具去異地看球，當時有甲A聯賽的大多數城市都去了。北京球迷也是至今口碑最不好的球迷團體之一。王文說：「我感覺去外地看比賽比較危險，也跟當地人的性格有關系，去大連、沈陽、長春，東北漢子都比較粗獷，也發生了一些問題，一些小摩擦。北京球迷也有咱們的弱點，嘴比較賤，心比較齊，比較張揚、招事。現在球迷文化融進了一些本不是賽場的東西，使得足球賽場的環境顯得越來越復雜。」

北京人有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是很多外地人對北京人的印象，體現在球場上，就是北京球迷帶著侮辱整個對手城市的京罵。而另一方面，在甲A聯賽時，八一足球隊由於體制原因，不能引進外援，所以在實力上會受一些損失，相應地他們就會受到一些照顧，比如不能降級。後來八一隊淡出職業聯賽，很多地方的球迷便把國安隊當成八一隊，這支球隊一直以來在場內場外多少都會受到一些照顧，這樣更加深了外地球迷與北京球迷的敵對。在所有對立中，京津球迷之間的沖突尤為激烈。現在，不管國安隊主場與任何一支球隊比賽，球迷都會掛出一些侮辱天津的橫幅或喊一些侮辱天津的口號，天津球迷在主場也以同樣方式回擊北京球迷。

王文認為，從職業化以來，球迷構成的最大變化就是年輕化了，非理性狂熱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多年輕人觀看比賽，無論男女老少，賽場氣氛合適的話，都有污言穢語出口的可能，這也說不好是什麼現象。過去我們曾經搞座談，討論京罵是怎麼回事。比如兩口子帶孩子看比賽，初期很多，後來越來越少了，原因是家長帶著孩子看比賽，現場都是污言穢語，讓家長覺得很沒面子。所以這些年家長帶孩子看比賽的越來越少，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現象。但現在更多的人參與，只要環境合適，更多人參與京罵，這是個挺大的變化。在先農壇還好點兒，一到工體就開罵了。」

王津洲到過很多地方，談到球場上的謾罵，他說：「天津這個地方也不是所有客隊球迷都不接受，客隊球迷加油的時候，頂多是噓聲。北京跟各地結梁子的原因可能就是，不管多少人去北京看球，他們都是拿那倆字招呼你。天津除非是客隊領先了，球場上再有什麼過火的地方，客隊球迷再拿什麼刺激主隊球迷，主隊球迷才會攻擊客隊。北京不一樣，一進場就開始罵。天津這幾年跟大連鬧得挺凶，大連球迷也沒有上來就罵的，個別人指指罵罵很正常，但沒有全場喊。山東、青島都是，去年長春有個小孩在天津給打了，所以長春有些攻擊，但也不是全場罵天津，只有北京例外。人少點還好，如果超過一百人，不管從哪兒來的，都是等不到開球就開始罵了，別的地方真不是這樣，天津球迷夠招欠的了，到別的地方也沒有這樣。」
對於頗令北京人尷尬的京罵問題，媒體的批評和討論一直就沒有停過，尤其在奧運會之前。但是，這個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隨著地域間的沖突變得更加突出。這就像在工體，有「文明觀賽事，理智對輸贏」這樣的正面標語，也有充滿暴力和挑釁的「誓死捍衛」或者「跟丫死磕」「誰來滅誰」的口號。換句話講，過去我們一直用所謂的正面引導方式是否出了問題？球場語言暴力是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去研究的，針對今天觀眾的心態，是否有更合適或者更有效的引導方式引導球迷觀看比賽，而不是一味說教？同時，球場作為一種公眾聚集地，一定會把球場外的內容帶進來，觀眾所表達的已經遠遠不只是對主隊的助威或是對對手的侮辱，它包含了更多情緒在裡面。

王津洲也想過吸取一些外國球迷現場鼓勁加油的經驗，比如向韓國的「紅魔」取經，但他發現好像不太適合中國情況。他說：「我跟俱樂部的官員、球員也有交流，拿日、韓來說，他們在現場整場唱不停，一成不變，但國內的球員覺得這樣跟比賽的進程結合得不好。現在浙江的『綠魂』挺著名的，它的模式就是模仿『紅魔』，他們主要是讓『綠魂』烘托賽場氣氛，從而為俱樂部增光添彩，但對於90分鍾的進程，幫助並不大。我們也在探討，為什麼幫助不大？激進的球迷學的只是日、韓球迷文化的表現力，日、韓球迷私下裡跟俱樂部和球員關系很好，球迷真正和俱樂部是一體的，只要是俱樂部會員，每年都有一次機會要求俱樂部任何一個球員跟你合影，有個球迷要求球員跟他的愛犬合影，球員就跟他愛犬合影了，而且很自然。在中國，這個不可能，俱樂部、球員跟球迷之間都沒有達到這種真正交融在一起。」

地位的較量

在中超賽場上，除了沒完沒了的京津較勁，比較明顯的還有上海與浙江、青島和濟南。在華東地區，上海無論在經濟和影響力方面，肯定是老大，但是浙江省在近幾年經濟發展迅猛，已經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與上海抗衡，而上海的傳統優越感就是看不起近鄰，兩地球迷間的較勁也日趨明顯。青島和濟南比，青島作為海濱旅遊城市在某些方面比省會濟南更有知名度，但是濟南從行政級別上又壓著青島一頭，青島經濟這些年發展較快，消費水平也在提高，越來越不服老大哥。天津也是如此，這幾年經濟發展很快，從生活水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京津兩地人之間的心態變化，帶到球場上，就意味帶進來一種誰也不服誰的情緒，在球迷看來，這是一種地位的較量。

王津洲講了一個故事：「天津與青島比賽結束後，兩地球迷組織一起吃飯，大夥酒喝得很多，到最後一塊兒唱歌放焰火，圍著圈兒唱歌，唱著唱著就開始喊口號，喊著喊著把兩地最愛聽的口號都喊了，青島是罵山東魯能，天津是罵北京國安。當天剛好有兩個山東的球迷也在大排檔吃飯，一罵魯能，那兩個球迷就不幹了，最後就打起來了。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來，天津和青島的關系能好到這個程度，就因為這兩個城市從很多方面都沒有沖突。」
球迷之間的沖突，總體來說，是球場文化的一部分，中國足球的水平比較低，觀眾看球容易走神，所以只能製造更多看台上的內容，看台文化就變得越來越繁榮。低級的足球水平對應的一定是低級的看台文化，更多到現場看球的人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賽場之外。以京津之間的比賽為例，大多數人是為了圖個樂子，並且很享受這種低級的樂子——尤其當它以捍衛某種榮譽為說辭的時候，就變得更加瘋狂。在鬥嘴方面，天津人能編出很多順口溜，而北京人除了兩句京罵，似乎在語言表現力上顯得非常貧乏。

王津洲說：「到了2001年，職業聯賽開始走下坡路，之前的幾年，天津和北京也沒這么較真兒，北京的球市不行，天津也差。去年國安主場在豐台體育場，整個體育場才多大？天津去了800多人，加上北京去的球迷比較少，天津球迷相對來講是個集體，比較整齊劃一，北京球迷又比較散，口號不能統一，所以比較吃虧。今年6月13日，我覺得很多人不是奔著球來的，有的人是來報復的，有的人是來看樂呵的，所以現場干擾就沒停。那場比賽真是讓我太震撼了，5萬多人一塊兒罵街。10月5日，可能很多北京球迷會來天津。」
重新認識賽場

王文說：「中國足協會有嚴格規定，主場比賽一定要給客隊留看台，球場兩邊的看台，等於3個看台要留出來，不管坐幾十人也好，幾百人也好，其他兩個看台要作為真空看台。這是前些年才有的規矩，比如1995年去天津看球根本沒有限制，兩邊的球迷都挨著，看著看著就打起來了。現在北京賽區的安保措施應該比較嚴，礦泉水瓶子都帶不進來，但你不能不讓他帶手機，這次客隊球迷被打傷，是因為雖然隔著真空看台，手機電池能扔過去，有球迷把手機電池卸下來扔過去。北京天津球迷較勁，一定程度是文化，咱們到客隊看球，天津球迷滿場飛綠王八，國安隊綠色是傳統色，玩具綠王八滿場都是，有的還點著了。咱們主場對天津，北京球迷弄大包子，有的是真包子，有的是白布包什麼東西，等於扔包子就是狗都不理，也是一種羞辱性方式。2009年和1995年比所謂社會風氣和人的素質心態都差遠了，有些人到現場覺得我不罵人我幹嘛來了，就是發泄。」「90年代，我覺得球場行為還基本都是體育范疇內的東西，現在是真和體育沒關系。這次我去北京，看到很多人都沒怎麼看球，一直在和北京球迷對峙。原先職業聯賽最激烈的時候，也沒這樣過。」王津洲說。

「每年好多球迷都把國安主場、客場對天津的比賽當成一個事兒，這些年國安主場對天津都是最高的上座率之一了。一個是比賽本身好看，國安和天津一直都沒有誰比誰差太多，還有球迷之間知道有國安比賽天津肯定有球迷來，其實往好處說這是一種賽場文化，但是賽場上總出現些問題，包括比賽中惡毒語言攻擊，球迷散場後，安保一定要把這些人安全護送到車上，護送出工體，甚至還有警車開道，護送到四環路。曾經有一年，有一球迷散場後開車到高速路口等著，車一過來大磚頭就扔過去了，這是一個特例，但也反映出兩地球迷之間沖突的激烈程度。今年國安主場對天津比完後，兩邊在天津搞了一次座談會，包括兩地足協、俱樂部、公安、球迷協會。座談會搞得不錯，包括天津媒體，現場效果和媒體宣傳效果不錯，但網上球迷依然是這樣。」王文說。
座談會後，反而出現了反作用，在比賽現場，天津球迷打出了「接受道歉，拒絕聯誼，反對京津球迷是一家」的橫幅繞場走一周。王津洲說：「足協的處罰決定，絕對是造成現在升級的根本原因。今年天津賽區挨了兩次賽區警告，而北京賽區只得了一個通報批評。6月13日那場比賽，現場混亂程度遠遠超過了譚望嵩的惡劣程度。其實球迷對於足協處罰譚望嵩沒有任何異議，這一點天津球迷還是值得肯定的，他們還是懂球的，最要命的是對賽區的處罰。我們車被砸、人被打、現場到處都是激光棒，只給了一個通報批評。工體是國安的主場，出現這么多事情，俱樂部起碼要表示一下，『對遠道而來的天津球迷表示點歉意』這樣的一句話俱樂部沒說，球迷被打也沒有任何說法。王文從座談會回去後就挨罵，原因就是他首先說了道歉，北京足協說了道歉。但天津的球迷挺有腦子，他是針對國安俱樂部，第二是公安。事情發生在你的主場，俱樂部應該說話，還有就是公安應該告訴大家，最後這些人怎麼處理了，是怎麼回事兒。包括我們去大連看球，訂完車了，走的前一天旅行社的車派不出來了，就因為在北京被砸的大巴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連旅行社的人都等著10月5日：『我們球也不看，就等著砸幾輛大巴，讓他們回去自個兒解決。』處罰結果不公才是矛盾升級的真正原因。中國足協在這件事上沒有處理好，才造成現在這個局面。」

異地觀賽導致的一些矛盾已經變成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超比賽每輪都會出現一些球迷沖突，即使像蘇格蘭格拉斯哥流浪者與凱爾特人兩支球隊之間的比賽也不會出現頻繁的沖突，因為這兩支球隊不僅是競爭，更多是歷史和宗教上的沖突。但是中超每輪都會出現賽場沖突就是管理上的問題了。比如山東和青島兩個主場，他們有意把主隊球員的照片掛在客場球迷的看台下面，這本身就帶著一種挑釁。有時候，主隊可能出於避免客隊掛出一些言語過分的標語的考慮，但這樣往往會適得其反。相對比較溫和的浙江綠城俱樂部球迷在青島因為掛標語與工作人員發生沖突，造成兩邊拆座椅互砸的情況。

由於異地觀賽帶來的問題，現在相關部門盡量限制異地觀賽人數，甚至傳出在國慶之前暫停異地觀賽。王津洲說：「 如果限制異地觀賽，應該有具體東西才行，不然我們怎麼說服球迷，我們也扛不了。球迷有人身自由，他們要去看球，我們怎麼管？去那兒之後你不管，更容易有問題，所以我們作為組織方就比較麻煩了，天天跟足協、公安打交道。他們光是說，沒有條文出來。比如今年6月13日，我們准備200多人到北京，最後去了1000多人，因為你限制不住。當時我跟俱樂部說，如果這1000多人不跟我們走，而是開車散著去，危險性更高，而且你根本控制不了。如果你1000多人都是開車去，北京公安得擋著，等北京球迷散場了才放你出去。要是都是大巴的話，公安一帶就帶走了，所以有組織的更好控制和管理。我們去大連也是，要求我們提前退場，這些人1000里地到大連，下半場只看了十幾分鍾，如果沒有組織的話肯定做不到。」

足協每年關注的是上座率，上座率決定中國足球受關注的程度和商業利益，上座率低，相對安全一些，但是足協沒有面子；上座率只要一高，一定會出現賽場暴力問題。因為足協每年向公安部門上繳安保費，就把責任推給公安部門，現在公安壓力很大。但很多問題不是公安部門可以靠人數和強制手段解決的，現在足協也不強調上座率了，因為足協控制不了球場上的混亂，公安部門面對的賽場也比過去復雜多了。這就需要這些部門必須重新認識賽場，用更合理的辦法去解決疏導。
在觀眾看來，安保還屬於服務行為，但是在賽場上，這種服務意識稍有不足，就有可能激發觀眾情緒。王津洲說：「 打亞冠，天津跟韓國浦項制鐵一個組，浦項制鐵全場只有80個警察，在天津泰達主場有8000個，很可怕。2002年世界盃我們去韓國，警察跟球迷關系很好，警察甚至替你擦座椅，示意你這並不臟。在國內賽場上，別說警察了，服務人員也不這樣，好像你不是球迷，你不是買票進來的，態度極為生硬，造成還沒有開始比賽，球迷就已經有抵觸情緒，所以比賽的時候就罵街，反正你也不能逮我，甚至借機會把警察一塊兒罵了。實際上，中國足協這么多年，探討經驗時絕對不會探討外國球迷是怎麼組織的，也沒有這種部門，我們也提過建議，足協還停留在不見棺材不落淚的階段。異地觀賽、主場球迷規范，都應該引導。我看國外的聯賽，球迷也不像我們隔這么遠，AC米蘭和國際米蘭更是死敵，但也沒有到用武力去解決的地步。現在的球迷已經是足球的一部分了，以前足協只要管踢球的就行，現在應該把球迷列入工作范疇，這么多年他們都沒有動過腦子，加上長時間積累，造成了今天這個結果。球迷本身就是聯賽的一部分，他們沒有意識到，可能到現在還沒想明白。」

伴隨著危險而來的往往是一種刺激，異地觀賽雖然像地獄之旅，但卻能讓人體驗到一種平常感受不到的樂趣，這也要求到異地觀賽的球迷必須具備很強的心理素質。「太刺激了。」王津洲說，「我們去大連看比賽，去的時候要躲開大連球迷的視線，迅速進場。而且還不能透露行程路線，上次去長春，因為行程安排提前泄露，出站時跟當地警方聯系臨時換了出口，不然就有可能發生沖突。去大連，賽前還和當地球迷在一起交換禮物，比賽一開始還是互相攻擊，最後還要被迫提前退場。現在想提前離場還是對的，因為大連球迷還是比北京球迷瘋狂一些，而且北京警力也強些，大連那邊就幾個警察，當時我看局面夠嗆，就靠一個門攔大連球迷。我同意撤了之後，發現天津大巴已經被五六輛車堵在裡面了，開不出來。」

現在球迷把異地觀賽的驚險之旅當成異地觀賽的一部分內容了，大巴車堵在高速公路上幾分鍾人們就會煩躁，但是被堵在球場里幾小時人們也沒有怨言。王津洲說：「作為一個普通球迷，不會想很多事情，但是對於我這個組織者而言，客場觀賽簡直就是一種摧殘。可是球迷覺得挺愉快，很刺激，每個環節都很刺激。」

現在人們都在關注10月5日國安客場對泰達隊的比賽，王文開玩笑說，要過去5000人。北京公安局的負責人在兩地座談會上也開玩笑說：「祝天津公安10月5日好運。」說完大家全樂了。如果兩地球迷真的把未來的比賽升級成一個樂子而不是沖突，那還真得把京津兩地特色文化帶到足球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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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請問出海在船上，船上有無線網和手機信號嗎

船上有無線網和手機信號。但是禁止成員過分使用。

海員就是在大海上工作，長年不在陸地，在海上會很寂寞，因為別想能玩電腦，打手機看電視，沒有信號，會有一定的死亡數量大多數是失足掉進去的。

海洋上面顯然不會有信號發射塔，所以一般的手機是沒有信號可以用的。水手和船員使用的是海事通訊衛星電話，無線電信號通過衛星中繼向民用通訊網路就實現網路互通了。海事通訊衛星電話原理上是可以上網的。

(5)中超賽場上有網路信號么擴展閱讀：

傳統的GPS+海圖的導航方式已經逐漸向智能化導航服務轉變，未來服務智能船舶的需求將徹底改變現有的傳統導航服務方式。

岸基通信系統中的 VHF系統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航海安全保障信息化發展需求，海上用戶迫切希望能將目前眾多種類的無線電通信設備融合和簡化。寬頻無線網技術的出現, 其特性為上述目標的實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㈥ 中甲和中超有什麼不同

1、賽事級別不同。

中超聯賽的全稱為「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此項賽事由中國足球協會組織，中超聯賽股份公司運營的，中超聯賽也是中國大陸地區最高級別的職業足球聯賽。

中甲聯賽全稱為「中國足球甲級聯賽」，是有中國足球協會組織的僅次於中超聯賽的職業足球聯賽。

2、晉級規則不同。

目前共有16支球隊參加中超聯賽，賽制為主客場循環制，每賽季結束後積分排名最後兩位的球隊降入次年的中甲聯賽。

目前中甲的參賽球隊和賽制與中超相同，每賽季結束後排名前兩位的球隊可以升級進入中超聯賽，排名後兩位的球隊則要降入中乙聯賽。

3、參賽隊伍數量不同。

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的參賽球隊數固定在16支。

中甲聯賽開始於2004年，前身為中國足球甲級B組聯賽。第一屆有17支球隊參加，實行升降級制度。2020年，中甲將擴軍至1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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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足球賽場上面裁判執法的問題，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會引起很多的爭議的，特別是那種比賽的關注度比較高的比賽，比如說像淘汰賽，或者是德比比賽或者是決賽，這些比賽的關注度都會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說，對於裁判在賽場上面的判罰有些人也會對裁判的判罰發生不滿的行為。

在比賽的上半場，山東魯能隊以2比0取得了絕對的領先，但是下半場比賽一開始裁判就認為山東魯能的門將對對方的球員有犯規，所以就判給了北京國安隊一粒點球，我北京國安隊也主罰命中了這顆點球，其實對於造成點球的那一個犯規，我們也可以從慢動作來看，山東魯能隊的球員並沒有造成犯規，但是裁判還是做出了點球的處罰，盡管山東魯能隊的球員在賽場上抗議，但是裁判依然堅定了自己的判罰，並且他並沒有看視頻回放，反正最終的比分也是兩個隊打平了，最讓山東魯能隊的球員對這場比賽特別的氣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