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网络公共领域和网络舆情这两个概念在价值取向上有何不同
摘要 第一个呢是比较社会化，比较全面化，比较广业，然后属于宏观上的。价值取向上。
‘贰’ 网络社会实践公共领域的功能和限制
功能主要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交流变的方便，也可以实现一些服务功能。限制主要是部分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影响使用效果，也会产生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叁’ 中国网络上是否存在公共领域
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一点想法：
公共领域大概就是指介于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共场所，这个场所是公开的，人们平等的讨论，讨论必须是理性的，讨论的结果可以产生公共舆论。网络的存在类似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印刷资本主义这种技术手段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差别在于，首先哈所说的公共领域是基于一定范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力量，中国的网络面向的人群范围更广，很难形成理性的讨论。其次，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区别还在于它不是完全独立的。
当然这只是指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更多的指一种规范范畴，说白了就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哈贝马斯认为好的东西，网络则是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形成。
‘肆’ 如何看待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得以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的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按照这种定义，网络公共领域是指网民将网络的论坛、博客、播客等空间形式作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讨论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众话题，进而形成公共意见，对社会进行监督，从而促进社会的朝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当然，网络作为表达意义的平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媒体一起共同的促进社会或事件朝良性方向发展，这是媒体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公共领域在反应民生、公共议程建构、舆论监督等诸多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网络媒体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答案是：能。?网络媒体具有公共领域存在的空间，网络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公共领域话语沟通情景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交往形式，它需要由国家媒介、公共媒介和商业媒介构成的理想媒介生态结构做支撑。在理想的媒介生态结构中，公共媒介是非官方非盈利的媒介机构，主要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作为公众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资源消耗的补偿主要来源于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以此保障公共媒介公共服务宗旨的实现。但是，由于商业力量和政治权利的局限，公共媒介存在一个事实缺位的问题。因为传统大众媒体信息的批量化生产与单向性流动，对于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和批判性舆论的形成极为不利，公众群体所拥有的独立人格和对社会普遍利益的关注也失去了沟通的纽带。但是，网络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普遍参与、信息共享、公开透明、即时互动的特性，这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实现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平台。????首先，网络媒介使用者的匿名性与分散性保证了公众群体的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普遍问题的自由表达。网络媒介作为一个虚拟的交互平台，公众均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到媒介的使用中去。这种匿名、分散的特质，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这种匿名性与分散性，使得成员之间互不认识，对试图进行大众操控的社会精英来说也增加了困难。除此之外，它还消除了公众成员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在对社会普遍利益的批判上，每个人的意见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并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其次，在沟通媒介上，网络传播的低门槛与低成本为公众使用媒介提供了手段，而信息自由、自主、公开、快速的沟通为公众意见在国家和社会中间的生存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媒介使用上，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零门槛进入”，任何人只需要拥有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就可以充分享受网络媒介的各种功能：创建个人网站、公开发表留言、开辟网络论坛、建立个人博客、发起基于某一公共主题的讨论等等。这样，大众意见将不再被少数精英所认为的“主流”观点所“把关”掉，网络平台将成为各种自由流通信息的集散地，也使得“观点的自由市场”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具体的可行性。
最后，网络空间实现了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网络传播革命创造了一个“对话性”和“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于信息垄断权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这个虚拟空间将导致政府垄断资源能力的削弱，而公众介入公共事务的欲望和能力都将增强。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虚拟的生存空间将不仅仅是一种认为的沟通工具，还将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独立于国家界限之外的，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这时的互联网空间将会形成一种高度自主的“市民社会”。总之，由信息和电信传输技术所建构而成的互联网信息生态，不但可以扩大市民社会的民主空间，而且可以使政治关系朝民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创造公共领域，扩大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营造一种跨国多边的参与情境。
‘伍’ 网络是不是公共领域
一定程度上是，
‘陆’ 公共领域形成产生哪些方面的作用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1]
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它的特点是非交换性。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的上升和衰落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阐述。德语术语O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社会场所或区域，在这里意义被关联、分布和协商，以及这种集结的过程和整体，“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贝马斯（1989）所表达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从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真正存在。那时伦敦社会中的咖啡店变成了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的伸入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如对事件的批评。在法国的沙龙，如哈贝马斯所说，“观点从经济依赖的束缚中解脱”。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件音乐作品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论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一个观点和公共讨论议程的平台。
‘柒’ 什莫叫公共频道 公共领域
[论文提要]：国内电视的公共频道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它只在国内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与频道设置的语境中使用，具有其特定的意义，因而与国外具有公共性质的电视媒体各异其趣。同时，这一具有特定含蕴的概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其意义又发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义靠拢。此外，国内已经遍地开花的公共频道在展现形态上不尽相同，重要是这已经不完全是风格多样化层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构与核心元素层面上的不相同。诸如此类的种种，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共频道的概念丧失了标识与辨认的功能。国内公共频道概念出现的这种混乱状况，显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言辞是否达意的问题，它反映的是电视管理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关键词]：公共频道 模糊性 管理体制改革
全世界的广播电视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国营台、公共台、私营台。现在国内电视台均由过去单一的展示或播放平台，转变成一个多频道并存的集合体。这些频道的产生是受了营销学市场细分理论的启发，而且它们各自所触及的场域与空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媒介传播领域内，以上的叙述或者说判断应该说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并且它们意义的叠合似乎已经在语义上覆盖了“电视公共频道”所传达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具备诸如此类的固有常识，而对国内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渊源与运作的实际状态缺乏细致、真切的调研和观察，那么，我们对“公共频道”的概念所作出的解读肯定会不得要领。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意味深长，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某些具有本质性的征候，于此可见一斑。
电视公共频道从草创至今，在时间上已经拉开了一段足够的距离，应该是从学理上认识它的时候了。本文是对这一含蕴丰厚的现象展开深层阐析的第一步，其重心落在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的剖析上。
一、公共频道的出现与普及
1996年，福建省广电厅成立了电视节目交流中心，其职能是对县级有线电视台实行统一供片。但是管理者不久便发现统一供片的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诸如收取节目费用标准难以统一；节目购置质量不高；翻录技术成本高，质量不可靠；各地来回跑片，工作不方便等。因而，当时的福建广播电视厅提出办公共频道的构想。利用全省有线电视微波联网中的一个通道，投资500万元，采用压缩技术，将公共频道节目完整传播到地市县台，任由各县叠加当地台标后完整播出，并在专门划出的时段，插播当地的新闻专题节目。在他们看来，电视公共频道概念的提出，不仅使电视节目交流中心摆脱了困境，而且还响应了中央当时提出的治滥治散的要求，为管理县级电视台探索新思路。在广电部审批同意后，由福建广电厅直接管理的电视公共频道与1998年元旦正式开播①。
不难想见，当时的广电部是非常赞赏福建的尝试的。在此后的两年内，广电部陆续批准江西、河南、宁夏、甘肃开办公共频道，并且颁发了《关于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的实施细则》，其中明确规定省级电视台设立公共频道，部分市（地）电视台经批准也可设立1个公共频道，县（市）广播电视台不再保留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可在公共频道中播出自办节目。1999年国办82号文件对公共频道的建设提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方案，强调要“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除了高调地推广公共频道的概念外，国家广电行政管理机关还为公共频道的顺畅发展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明确规定各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运营机构必须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用标准频道无偿转播公共频道，原来批准拥有无线电视传输方式的县（市），可继续使用无线方式转播公共频道。这意味着公共频道的传输覆盖的质量和范围不但有了保证，而且还因为无须支付传播费用而减轻了成本负担②。因此，在既有行政的指令又有政策的扶持的前提下，电视公共频道很快就在全国遍地开花。至少从数量上看，它们已经成了电视版图中的一个庞大的存在。
二、公共频道概念模糊性分析
这里说的模糊性，是指我们现在在国内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与频道设置的语境中使用的“公共频道”概念具有特殊的指向，与它在普遍意义上的含蕴明显不同。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这一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特定含蕴的概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其意义又发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义靠拢，二者往往显得若即若离，貌合神离。此外，国内已经遍地开花的公共频道在展现形态上不尽相同，重要是这已经不完全是风格多样化层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构与核心元素层面上的不相同。诸如此类的种种，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共频道的概念丧失了标识与辨认的功能。
第一，两种不同意义指向的公共频道
在通用语境中，公共频道系指公共性质的电视媒介，与国营、私营性质的电视媒介相互区别、鼎足而立。它一般通过国家委托、特许的公共机构提供电视节目，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日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大多不接纳商业广告，有的容许少量的商业广告，但明确规定不能影响节目的内容。最着名的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即使是在商业电视遮天蔽日的美国，也有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
比较而言，欧洲的公共电视更加普及、成熟，其中英国广播公司历来被认为是西方公共性质传媒的典型范式。它强调以保障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覆盖面广，满足不同层面的受众观赏期待。关注少数派和弱势群体，关心民族特性和社区生活。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将公共广播电视归纳了七个特征：服务的普遍性、内容的多样性、编辑的独立性、社会责任至上、高质独特的文化内容、公共财政、经营的非营利性③。
在这里，“公共”的含义强调的是公益、公众，意义中心落在传媒的接受者一方即受众，公共频道就是要服务大众，让大众从观赏电视的过程中获得益处。公共电视的这一特点通过与商业电视的对照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西方国家，公共电视是相对于商业电视而存在的。商业电视专注的是社会中具有旺盛消费欲望的受众，也就是说具有广告价值的人群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全力以赴追逐商业利益。而公共电视的理念要求服务公众的普遍性。同时，商业电视为了利益常常漠视各种亚文化，社会边缘群体很难得到公平注视。公共电视容纳不同的声音，倡导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传播不同层次人群的思想与情绪。
很显然，国内设立公共电视频道的初衷并不在公益、公众。在我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职责，这一点根本无须特别强调。那么，公共频道之“公共”强调的是公用、共有，其意义的重心落在了传媒的传播者一方。在这里，公共频道就是指省、市、县三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也就是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它是充分利用好省市县三级人、财、物资源的一个载体，是三级共同发展的一条强有利的纽带。”④
要完全理解国内公共电视频道这样的特殊含蕴，就应该联系它产生的背景。在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此后，国内电视台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张，并很快出现了过多过滥的流弊。自1996年12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电视播出机构进行“控制总量、调整机构”的改革。我国对电视的管理实施的是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控制电视台总量的改革是从“条”的路径上推开的。从“块”的角度看，不仅没有控制数量的自发要求，而且各地都有了对电视媒体存在的习惯性甚至依赖性，因而这项改革也存在着现而易见的实际困难。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高层认可福建公共频道的试验，并迅速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正是因为它是现行体制下治理“散、滥、乱、小”的一个在各方接受限度之内步骤。建设公共频道，可以推进县级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即从自办节目转为传播中央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这个思路的终点是由公共频道取代县级电视台。巧妙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从此就没有了电视播出机构，因为公共频道是省市县三级共同拥有的电视媒体。
第二，具有特定含义的“公共”概念出现了游移与扩张
国内电视公共频道虽然无一例外的具有特定的职能、特定的涵义，但是有一些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在频道定位与宣传上，有意无意的超越或淡化特定的“公共”概念，使其兼具或者转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涵义。
云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宣扬“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接着解释说：“就是全省各市（地州）、县（市）广电媒体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共同的。”在这里，“公共”显然用的是其特定涵义。湖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这样界定自己：“是湖南省广电集团主管的公益性频道，是湖南电视台响应中央政策、为逐步实现地市县电视台职能转变所开办的省级专属媒体。”这样的阐析游移于公共频道上文所述的两种涵义之间。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运作理念是“以人为本，服务公众”，强调传播公共资讯，关注公共事务，关心公益事业，体现公共利益。河南电视台描述自己是联播全省各地电视媒体的一个新的省级电视媒体。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频道，咱大家的频道”、“公共频道，关注公益事业”、“公共频道大家看，你说咋办就咋办”。那么，仅从宣传的文字上看，这两个省的公共频道已经开始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频道靠拢、转化了。
在这个方向上，江西电视台走得更远。该台的公共频道刚刚经历了一次改版，于今年5月18日，以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定位出现在观众面前。它推出的新的品牌定位口号是：“红色情怀，爱心舞台”，提出要以红爱心来服务江西这块红土地。自此之后，这个频道策划与推动了一系列的公益性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助学行动、送电影进社区活动、爱心购物节等。这些活动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使频道的新形象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的传播。
第三， 国内公共频道的标识与辨认功能不强
在国内，电视台的形象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各专业频道所分割、遮蔽，电视频道成了电视播出机构的更具实体性和本质性的存在。尽管各个电视台的频道构成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已设立的频道基本上都面目清晰，有迹可循，诸如新闻综合频道、经济频道、都市频道、影视频道、女性频道、旅游频道、少儿频道、综艺频道、体育频道等。它们之间也许没有达到壁垒森严、畛域分明的境地，但是一望其频道名称，便可大致感知其内容，也就是说这些频道的名称完全具备标识与辨认的功能。与它们相比，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频道的定位显得比较浮泛，形象显得比较模糊。
公共频道在整体上缺乏相对的规定性，这自然会反映到节目的形态中。具体说在节目的基本框架形式与核心元素构成等方面，各个电视台的公共频道相互之间迥异其趣也就势在必然了。福建电视台把公共频道定位为“农村•综合”频道，重点开拓农村市场。强调关注农村生活，服务农村经济。河北省的公共频道精选河北电视台1—5频道的优秀自办拦目，以娱乐为主，法制、农村节目为辅。江西电视台另辟蹊径，打造了一个定位清晰主题鲜明的公益性频道。包括浙江、宁夏、湖南等在内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公共频道，实际上都成了当地的第二个省级综合频道。
在电视公共频道的概念被推广以后，广电行政管理的高层就指出：创新性是公共性这一特征带来的必然要求。因为公共频道本身是改革的产物，如何运作、如何管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只要有利于达到办好公共频道的目的，都可以拥有很大的创造空间，上面可以为此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由此可见，公共频道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带给观众的不适等情况，都在管理高层的接受限度之内。设立公共频道是一项管理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基层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县（市）级电视播出机构并不是全都发生了职能转变，基层县（市）电视台自制自播的现象还在较大的范围里存在。那么，因此而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就没有的理由存在了。国内公共频道概念出现的这种混乱状况，显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言辞是否达意的问题，它反映的是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着（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着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网络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着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捌’ 网络公共区域发展不平衡原因
摘要 你好，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形成了所谓的“网络公共领域”。这几年我们看到的网络趋势，例如互联网的娱乐化、商业化、碎片化，包括算法、假新闻、后真相，资本对于平台的垄断，都不仅仅导致了它们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后果——使社交媒体正在迅速丢失它的政治讨论和公共意见传达的能力。一方面，算法让每个人都沉入自己的信息孤岛，统一的公共舆论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资本控制下的网络平台却在用“贩卖热搜”的方式，将自己的商业化、娱乐化的目标以“民意”、“大家都在看”的口号进行包装。这其实就是以自己的利益改头换面成为公共利益，进而将公共领域转为己用的一种方式，而这样必定造成商业利益对公共生活的全民渗透，以及公共舆论的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