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網路公共領域和網路輿情這兩個概念在價值取向上有何不同
摘要 第一個呢是比較社會化，比較全面化，比較廣業，然後屬於宏觀上的。價值取向上。
『貳』 網路社會實踐公共領域的功能和限制
功能主要是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交流變的方便，也可以實現一些服務功能。限制主要是部分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影響使用效果，也會產生一些安全方面的隱患
『叄』 中國網路上是否存在公共領域
根據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一點想法：
公共領域大概就是指介於國家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一個公共場所，這個場所是公開的，人們平等的討論，討論必須是理性的，討論的結果可以產生公共輿論。網路的存在類似於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印刷資本主義這種技術手段為公共領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但是差別在於，首先哈所說的公共領域是基於一定范圍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力量，中國的網路面向的人群范圍更廣，很難形成理性的討論。其次，網路與公共領域的區別還在於它不是完全獨立的。
當然這只是指歷史范疇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更多的指一種規范范疇，說白了就是一種理想狀態，是哈貝馬斯認為好的東西，網路則是促進了這一領域的形成。
『肆』 如何看待互聯網是一種新型的公共領域
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得以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當他們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處理普遍的利益問題時，公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因此，這種行動具有這樣的保障，即他們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組合，可以自由的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
按照這種定義，網路公共領域是指網民將網路的論壇、博客、播客等空間形式作為公眾表達意見的平台，討論發生在我們社會生活中重要的公眾話題，進而形成公共意見，對社會進行監督，從而促進社會的朝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當然，網路作為表達意義的平台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其他媒體一起共同的促進社會或事件朝良性方向發展，這是媒體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發展，媒體公共領域在反應民生、公共議程建構、輿論監督等諸多方面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那網路媒體能否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呢？答案是：能。?網路媒體具有公共領域存在的空間，網路媒體為公共領域的形成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公共領域話語溝通情景只是一種理想化的交往形式，它需要由國家媒介、公共媒介和商業媒介構成的理想媒介生態結構做支撐。在理想的媒介生態結構中，公共媒介是非官方非盈利的媒介機構，主要是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信息服務，並作為公眾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資源消耗的補償主要來源於作為納稅人的社會公眾，以及社會建構的社會公共服務體制，以此保障公共媒介公共服務宗旨的實現。但是，由於商業力量和政治權利的局限，公共媒介存在一個事實缺位的問題。因為傳統大眾媒體信息的批量化生產與單向性流動，對於公眾意見的自由表達和批判性輿論的形成極為不利，公眾群體所擁有的獨立人格和對社會普遍利益的關注也失去了溝通的紐帶。但是，網路媒介自誕生之日起就有一種普遍參與、信息共享、公開透明、即時互動的特性，這為網路公共領域的實現打造了一個理想的平台。????首先，網路媒介使用者的匿名性與分散性保證了公眾群體的獨立人格以及對社會普遍問題的自由表達。網路媒介作為一個虛擬的交互平台，公眾均以匿名的方式參與到媒介的使用中去。這種匿名、分散的特質，一方面為公眾提供了一種自由發表意見、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安全感。另一方面，這種匿名性與分散性，使得成員之間互不認識，對試圖進行大眾操控的社會精英來說也增加了困難。除此之外，它還消除了公眾成員之間事實的不平等，在對社會普遍利益的批判上，每個人的意見都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並對公共輿論產生影響。其次，在溝通媒介上，網路傳播的低門檻與低成本為公眾使用媒介提供了手段，而信息自由、自主、公開、快速的溝通為公眾意見在國家和社會中間的生存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媒介使用上，網路傳播幾乎實現了「零門檻進入」，任何人只需要擁有基本的計算機設備，就可以充分享受網路媒介的各種功能：創建個人網站、公開發表留言、開辟網路論壇、建立個人博客、發起基於某一公共主題的討論等等。這樣，大眾意見將不再被少數精英所認為的「主流」觀點所「把關」掉，網路平台將成為各種自由流通信息的集散地，也使得「觀點的自由市場」有了現實的依據和具體的可行性。
最後，網路空間實現了與國家和社會的分離。網路傳播革命創造了一個「對話性」和「去中心化」的虛擬世界，這個虛擬世界包含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同時，由於信息壟斷權一定程度上被打破，這個虛擬空間將導致政府壟斷資源能力的削弱，而公眾介入公共事務的慾望和能力都將增強。隨著網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虛擬的生存空間將不僅僅是一種認為的溝通工具，還將形成一種全球性的，獨立於國家界限之外的，具有高度開放性的生態系統。這時的互聯網空間將會形成一種高度自主的「市民社會」。總之，由信息和電信傳輸技術所建構而成的互聯網信息生態，不但可以擴大市民社會的民主空間，而且可以使政治關系朝民主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創造公共領域，擴大公眾參與的可能性，營造一種跨國多邊的參與情境。
『伍』 網路是不是公共領域
一定程度上是，
『陸』 公共領域形成產生哪些方面的作用
所謂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意指的是一種介於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1]
行政學和政治學中的公共領域是指那些與市民社會相對應的社會生活內容，是圍繞著公共部門的核心而展開的公共生活形態。它的特點是非交換性。
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中，哈貝馬斯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路」，這可能會使他們形成一種公共判斷。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他對資產階級(Bourgeois)公共領域的上升和衰落進行了歷史學和社會學的闡述。德語術語Offentlichkeit（公共領域）包含了多種意義，它意味著一種空間概念，社會場所或區域，在這里意義被關聯、分布和協商，以及這種集結的過程和整體，「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領域意指特定的機構、中介、實踐；然而，它也是一種一般的社會經驗范圍，其中所有實際上或表面上對所有的社會成員相關的事情形成一個整體。在某種意義上來理解，公共領域一方面是為一些專業人士（如政客、編輯、組織官員）提供的一個場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涉及到每一個人，僅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們的意識范圍內才能理解的東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貝馬斯（1989）所表達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從18世紀的英國就已經真正存在。那時倫敦社會中的咖啡店變成了藝術和文學批評的中心，逐漸的伸入到經濟的或者政治的如對事件的批評。在法國的沙龍，如哈貝馬斯所說，「觀點從經濟依賴的束縛中解脫」。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書或者一件音樂作品都必須在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僅僅是一個自我展現的論壇，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公開討論一個觀點和公共討論議程的平台。
『柒』 什莫叫公共頻道 公共領域
[論文提要]：國內電視的公共頻道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概念，它只在國內電視管理體制改革與頻道設置的語境中使用，具有其特定的意義，因而與國外具有公共性質的電視媒體各異其趣。同時，這一具有特定含蘊的概念在實施的過程中其意義又發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義靠攏。此外，國內已經遍地開花的公共頻道在展現形態上不盡相同，重要是這已經不完全是風格多樣化層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構與核心元素層面上的不相同。諸如此類的種種，實際上已經使得公共頻道的概念喪失了標識與辨認的功能。國內公共頻道概念出現的這種混亂狀況，顯然不是語言學意義上言辭是否達意的問題，它反映的是電視管理體制轉型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關鍵詞]：公共頻道 模糊性 管理體制改革
全世界的廣播電視機構，在管理體制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模式：國營台、公共台、私營台。現在國內電視台均由過去單一的展示或播放平台，轉變成一個多頻道並存的集合體。這些頻道的產生是受了營銷學市場細分理論的啟發，而且它們各自所觸及的場域與空間以及相互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在媒介傳播領域內，以上的敘述或者說判斷應該說已經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識，並且它們意義的疊合似乎已經在語義上覆蓋了「電視公共頻道」所傳達的范圍。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只是具備諸如此類的固有常識，而對國內電視台公共頻道的淵源與運作的實際狀態缺乏細致、真切的調研和觀察，那麼，我們對「公共頻道」的概念所作出的解讀肯定會不得要領。這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它意味深長，我國在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電視管理體制改革的某些具有本質性的徵候，於此可見一斑。
電視公共頻道從草創至今，在時間上已經拉開了一段足夠的距離，應該是從學理上認識它的時候了。本文是對這一含蘊豐厚的現象展開深層闡析的第一步，其重心落在對這一概念的模糊性的剖析上。
一、公共頻道的出現與普及
1996年，福建省廣電廳成立了電視節目交流中心，其職能是對縣級有線電視台實行統一供片。但是管理者不久便發現統一供片的制度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諸如收取節目費用標准難以統一；節目購置質量不高；翻錄技術成本高，質量不可靠；各地來回跑片，工作不方便等。因而，當時的福建廣播電視廳提出辦公共頻道的構想。利用全省有線電視微波聯網中的一個通道，投資500萬元，採用壓縮技術，將公共頻道節目完整傳播到地市縣台，任由各縣疊加當地台標後完整播出，並在專門劃出的時段，插播當地的新聞專題節目。在他們看來，電視公共頻道概念的提出，不僅使電視節目交流中心擺脫了困境，而且還響應了中央當時提出的治濫治散的要求，為管理縣級電視台探索新思路。在廣電部審批同意後，由福建廣電廳直接管理的電視公共頻道與1998年元旦正式開播①。
不難想見，當時的廣電部是非常贊賞福建的嘗試的。在此後的兩年內，廣電部陸續批准江西、河南、寧夏、甘肅開辦公共頻道，並且頒發了《關於市（地）縣（市）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職能轉變的實施細則》，其中明確規定省級電視台設立公共頻道，部分市（地）電視台經批准也可設立1個公共頻道，縣（市）廣播電視台不再保留自辦電視節目頻道，可在公共頻道中播出自辦節目。1999年國辦82號文件對公共頻道的建設提出的是一個更具體的方案，強調要「大力推廣公共頻道。在縣級廣播電視實行三台合一的基礎上，由省級電視台製作一套公共節目供所轄各縣電視台播出，從中空出一定時段供縣級電視台播放自己製作的新聞和專題節目。」除了高調地推廣公共頻道的概念外，國家廣電行政管理機關還為公共頻道的順暢發展給予政策上的傾斜。明確規定各級廣播電視傳輸覆蓋網路運營機構必須在有線廣播電視網路中用標准頻道無償轉播公共頻道，原來批准擁有無線電視傳輸方式的縣（市），可繼續使用無線方式轉播公共頻道。這意味著公共頻道的傳輸覆蓋的質量和范圍不但有了保證，而且還因為無須支付傳播費用而減輕了成本負擔②。因此，在既有行政的指令又有政策的扶持的前提下，電視公共頻道很快就在全國遍地開花。至少從數量上看，它們已經成了電視版圖中的一個龐大的存在。
二、公共頻道概念模糊性分析
這里說的模糊性，是指我們現在在國內電視管理體制改革與頻道設置的語境中使用的「公共頻道」概念具有特殊的指向，與它在普遍意義上的含蘊明顯不同。問題的復雜性更在於，這一在特定語境中具有特定含蘊的概念在實施的過程中其意義又發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義靠攏，二者往往顯得若即若離，貌合神離。此外，國內已經遍地開花的公共頻道在展現形態上不盡相同，重要是這已經不完全是風格多樣化層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構與核心元素層面上的不相同。諸如此類的種種，實際上已經使得公共頻道的概念喪失了標識與辨認的功能。
第一，兩種不同意義指向的公共頻道
在通用語境中，公共頻道系指公共性質的電視媒介，與國營、私營性質的電視媒介相互區別、鼎足而立。它一般通過國家委託、特許的公共機構提供電視節目，不以經濟利益為目標，其日常的運作經費以觀眾的電視機執照費、社會團體與個人的捐助為主，國家財政補貼為輔。大多不接納商業廣告，有的容許少量的商業廣告，但明確規定不能影響節目的內容。最著名的有英國廣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協會(NHK)。即使是在商業電視遮天蔽日的美國，也有公共廣播公司（CPB）、公共電視網（PBS）、全國公共廣播網（NPR）等公共廣播機構。
比較而言，歐洲的公共電視更加普及、成熟，其中英國廣播公司歷來被認為是西方公共性質傳媒的典型範式。它強調以保障公共利益為根本宗旨，覆蓋面廣，滿足不同層面的受眾觀賞期待。關注少數派和弱勢群體，關心民族特性和社區生活。英國傳播學家丹尼斯•麥奎爾將公共廣播電視歸納了七個特徵：服務的普遍性、內容的多樣性、編輯的獨立性、社會責任至上、高質獨特的文化內容、公共財政、經營的非營利性③。
在這里，「公共」的含義強調的是公益、公眾，意義中心落在傳媒的接受者一方即受眾，公共頻道就是要服務大眾，讓大眾從觀賞電視的過程中獲得益處。公共電視的這一特點通過與商業電視的對照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西方國家，公共電視是相對於商業電視而存在的。商業電視專注的是社會中具有旺盛消費慾望的受眾，也就是說具有廣告價值的人群是其主要的服務對象，全力以赴追逐商業利益。而公共電視的理念要求服務公眾的普遍性。同時，商業電視為了利益常常漠視各種亞文化，社會邊緣群體很難得到公平注視。公共電視容納不同的聲音，倡導多元文化的並存與交流，傳播不同層次人群的思想與情緒。
很顯然，國內設立公共電視頻道的初衷並不在公益、公眾。在我國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有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職責，這一點根本無須特別強調。那麼，公共頻道之「公共」強調的是公用、共有，其意義的重心落在了傳媒的傳播者一方。在這里，公共頻道就是指省、市、縣三級電視播出機構公用共有的頻道。也就是廣電總局相關負責人所說的：「它是充分利用好省市縣三級人、財、物資源的一個載體，是三級共同發展的一條強有利的紐帶。」④
要完全理解國內公共電視頻道這樣的特殊含蘊，就應該聯系它產生的背景。在1983年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建設方針。此後，國內電視台的數量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擴張，並很快出現了過多過濫的流弊。自1996年12月開始，中央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對電視播出機構進行「控制總量、調整機構」的改革。我國對電視的管理實施的是條塊結合的雙重領導體制，控制電視台總量的改革是從「條」的路徑上推開的。從「塊」的角度看，不僅沒有控制數量的自發要求，而且各地都有了對電視媒體存在的習慣性甚至依賴性，因而這項改革也存在著現而易見的實際困難。廣播電視行政管理的高層認可福建公共頻道的試驗，並迅速在全國范圍進行推廣，正是因為它是現行體制下治理「散、濫、亂、小」的一個在各方接受限度之內步驟。建設公共頻道，可以推進縣級電視播出機構的職能轉變，即從自辦節目轉為傳播中央和省級電視台的節目，這個思路的終點是由公共頻道取代縣級電視台。巧妙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基層從此就沒有了電視播出機構，因為公共頻道是省市縣三級共同擁有的電視媒體。
第二，具有特定含義的「公共」概念出現了游移與擴張
國內電視公共頻道雖然無一例外的具有特定的職能、特定的涵義，但是有一些電視台的公共頻道在頻道定位與宣傳上，有意無意的超越或淡化特定的「公共」概念，使其兼具或者轉向普遍意義上的「公共」涵義。
雲南電視台的公共頻道宣揚「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接著解釋說：「就是全省各市（地州）、縣（市）廣電媒體和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共同的。」在這里，「公共」顯然用的是其特定涵義。湖南電視台的公共頻道這樣界定自己：「是湖南省廣電集團主管的公益性頻道，是湖南電視台響應中央政策、為逐步實現地市縣電視台職能轉變所開辦的省級專屬媒體。」這樣的闡析游移於公共頻道上文所述的兩種涵義之間。浙江電視台公共頻道的運作理念是「以人為本，服務公眾」，強調傳播公共資訊，關注公共事務，關心公益事業，體現公共利益。河南電視台描述自己是聯播全省各地電視媒體的一個新的省級電視媒體。提出的口號是：「公共頻道，咱大家的頻道」、「公共頻道，關注公益事業」、「公共頻道大家看，你說咋辦就咋辦」。那麼，僅從宣傳的文字上看，這兩個省的公共頻道已經開始向普遍意義上的公共頻道靠攏、轉化了。
在這個方向上，江西電視台走得更遠。該台的公共頻道剛剛經歷了一次改版，於今年5月18日，以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定位出現在觀眾面前。它推出的新的品牌定位口號是：「紅色情懷，愛心舞台」，提出要以紅愛心來服務江西這塊紅土地。自此之後，這個頻道策劃與推動了一系列的公益性活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助學行動、送電影進社區活動、愛心購物節等。這些活動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也使頻道的新形象在有限的時間里得到廣泛的傳播。
第三， 國內公共頻道的標識與辨認功能不強
在國內，電視台的形象已經很大程度上被各專業頻道所分割、遮蔽，電視頻道成了電視播出機構的更具實體性和本質性的存在。盡管各個電視台的頻道構成不盡相同，但是每個已設立的頻道基本上都面目清晰，有跡可循，諸如新聞綜合頻道、經濟頻道、都市頻道、影視頻道、女性頻道、旅遊頻道、少兒頻道、綜藝頻道、體育頻道等。它們之間也許沒有達到壁壘森嚴、畛域分明的境地，但是一望其頻道名稱，便可大致感知其內容，也就是說這些頻道的名稱完全具備標識與辨認的功能。與它們相比，從受眾接受的角度來看，公共頻道的定位顯得比較浮泛，形象顯得比較模糊。
公共頻道在整體上缺乏相對的規定性，這自然會反映到節目的形態中。具體說在節目的基本框架形式與核心元素構成等方面，各個電視台的公共頻道相互之間迥異其趣也就勢在必然了。福建電視台把公共頻道定位為「農村•綜合」頻道，重點開拓農村市場。強調關注農村生活，服務農村經濟。河北省的公共頻道精選河北電視台1—5頻道的優秀自辦攔目，以娛樂為主，法制、農村節目為輔。江西電視台另闢蹊徑，打造了一個定位清晰主題鮮明的公益性頻道。包括浙江、寧夏、湖南等在內的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公共頻道，實際上都成了當地的第二個省級綜合頻道。
在電視公共頻道的概念被推廣以後，廣電行政管理的高層就指出：創新性是公共性這一特徵帶來的必然要求。因為公共頻道本身是改革的產物，如何運作、如何管理，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只要有利於達到辦好公共頻道的目的，都可以擁有很大的創造空間，上面可以為此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由此可見，公共頻道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帶給觀眾的不適等情況，都在管理高層的接受限度之內。設立公共頻道是一項管理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實現基層電視播出機構的職能轉變。因為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而出現了一些混亂的現象，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了。但現在的問題是，國內的縣（市）級電視播出機構並不是全都發生了職能轉變，基層縣（市）電視台自製自播的現象還在較大的范圍里存在。那麼，因此而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就沒有的理由存在了。國內公共頻道概念出現的這種混亂狀況，顯然不是語言學意義上言辭是否達意的問題，它反映的是電視管理體制改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將近40年前，「公共領域」（德語Offentlichkeit，英語publicsphere）一詞在德國當代大學者於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貝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從此它成為歐洲主流政治話語的一部分，歐美各國學者的專題性著作和論文層出不窮，公共領域與傳播媒介的關系受到高度審視。
哈氏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乎於國家與社會（即國家所不能觸及的私人或民間活動范圍）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它凸顯了公民在政治過程中的互動，其由來可上溯至古希臘時期，當時出現了「公」（公共事務）與「私」（私人事務）的分化。
「公共領域」一詞並非哈氏所創。在他之前，德語世界的眾多學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魯納（Brunner,1943）都研究過同一主題。在英語世界，德裔猶太女學者阿倫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別從公共哲學的角度探討過相關問題。以哈氏、杜威和阿倫特為例，這一概念的指涉不盡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裡，大眾傳媒的功能和問題群顯然居於中心地位，而對於阿倫特則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下簡稱《公共領域》）後，除了1964為一套網路全書寫的一個詞條、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寫的序言以及1998年給一位中國學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這一主題了，因為如他所說，「我這些年來已另有關懷」（哈貝馬斯，1999a：i）。
在《公共領域》中，哈氏寫道（哈貝馬斯，1999a：32）：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於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這種政治討論手段，即公開批判，的確是史無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認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早期機制起源於從宮廷中分離出來的貴族社會，即他所謂的以王室、宮廷的以一整套關於「高貴」行為的繁文縟節為特徵的「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貝馬斯，1999a：7、48）。
哈氏解釋說，國家和市場經濟關系的擴張而出現的社會的分離是一條基本路線，公共領域一直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別於私人領域，而只限於與公共權力機關（即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有關的事務，而政治公共領域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加以調節（哈貝馬斯，1999a：35、70）。在這種公共領域所開展的政治批評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哈貝馬斯，1999a：37）。公共領域承擔了市民社會從重商主義乃至專制主義控制之下獲得政治解放的語境當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則來反對現有權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與個體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來，因而很容易將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統一起來。「成熟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永遠都是建立在組織公眾和私人所具有的雙重角色，即作為物主和私人的虛構統一性基礎之上」（哈貝馬斯，1999a：59～60）。在這種公共領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雜志成了公眾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國興起、繼而到1750年前後在整個歐洲觸目可見的「道德周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貝馬斯，1999a：46～48）。哈氏將報刊稱為「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制」（哈貝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首先是在18世紀初的英國出現的。17世紀末，新聞檢查制度的廢除標志著公共領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進入報刊，並使報刊變成一種工具，從而把政治決策提交給新的公眾論壇」（哈貝馬斯，1999a：68～69）。哈氏最為推崇的報刊是18世紀初3位英國作家辦的融新聞、隨感、學術、娛樂等內容為一爐的雜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評論》（Review），斯蒂爾(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閑談者》（Tatler）和《旁觀者》（Spectator），尤其是後二者。[7]這種報刊和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所構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宮廷文化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學公共領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貝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結構圖來表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輪廓（哈貝馬斯，1999a：35）：
由於哈氏知識體系宏大，公共領域理論所涉及的范疇眾多，因此學界雖然對之興趣濃厚，卻了存在一些難解之處。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規范地給出了公共領域的定義（Habermas，1997：116）：
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會、形成公共團體的談話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領域生成。然後，他們既不像商人和專業人士那樣處理私人事務，也不像某個合法的社會階層的成員那樣服從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限制。當公民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也就是說，對於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並影響信息接受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當公共討論涉及與國務活動相關的對象時，我們稱之為政治的公共領域，以相對於文學的公共領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國者所提出的問題時這樣概括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徵：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盡管與其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出現的，隨後與現代民族國家一起傳遍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其最突出的特徵，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鬆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路。通過私人社團和常常是學術協會、閱讀小組、共濟會、宗教社團這種機構的核心，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等對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並且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
『捌』 網路公共區域發展不平衡原因
摘要 你好，由於網路的互動性，形成了所謂的「網路公共領域」。這幾年我們看到的網路趨勢，例如互聯網的娛樂化、商業化、碎片化，包括演算法、假新聞、後真相，資本對於平台的壟斷，都不僅僅導致了它們本身的問題，還有一個很大的後果——使社交媒體正在迅速丟失它的政治討論和公共意見傳達的能力。一方面，演算法讓每個人都沉入自己的信息孤島，統一的公共輿論變得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資本控制下的網路平台卻在用「販賣熱搜」的方式，將自己的商業化、娛樂化的目標以「民意」、「大家都在看」的口號進行包裝。這其實就是以自己的利益改頭換面成為公共利益，進而將公共領域轉為己用的一種方式，而這樣必定造成商業利益對公共生活的全民滲透，以及公共輿論的徹底瓦解。